1965年，蒋介石曾委托已经回国的李宗仁与中共谈判两岸统一事宜，并商谈了双方的条件，但由于文革的开始，原本极可能成功的统一谈判无果而终。现在，我们再次回顾这一段历史。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他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大陆。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李宗仁一行。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谈了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11月5日中午，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铭记着程潜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所作的贡献，他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国民党元老，他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深受中国共产党人和所有爱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时，作为老国民党人，他在纪念文章中由衷地写道：“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次，故人重逢，感慨万端。他在欢迎李宗仁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深情地说：“再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仅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远远超过了。应该说，宗仁先生所选择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愿望的，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宗仁先生这一抉择，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我认为，我们当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辈人，遵守中山遗教，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丢掉包袱，从头学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合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为时代所摈弃。今天，我们借欢迎宗仁先生回国的机会，寄语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以祖国为重，以晚节为重，从速醒悟，毅然归来，到那时，我愿望再度举行宴会，像今天设宴宗仁先生一样来欢迎他们！”

    人们万万想不到深感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日益悬殊，惊叹“反攻大陆已毫无希望”的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使者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去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了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急忙直飞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1965年7月18日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响起了门铃声，他急忙开门，王济慈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济慈出来，由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再由小快艇将他们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人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位西装笔挺，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上舱门，进入实质性的交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方面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于是，曹聚仁便详细介绍了中共方面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多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使曹和蒋介石见面商谈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这样也可以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致走漏消息，为外界所洞悉。

    轮船秘密在海上行驶，终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即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台中日月潭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起先并不急于和曹聚仁谈话，而是让他观赏秀丽的日月潭风景，尽兴游览。

    到了第三天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句，道出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蒋经国对曹聚仁说：“今后还要仰仗。”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了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一事就此又搁浅了！（来源：杂闻铺）

　　布洛赫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根源于现代历史学本身。因为现代历史学被限定为只能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抵制。有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在“客观”、“真实”的标准要求之下，排比罗列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就构造出自己的历史学。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日积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被柯林武德戏称为前培根式的历史学。

　　这种历史学注定只能生存于专业小行会之中，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历史用处何在？于是，人们开始自发地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对市民而言，男人们从曾国藩、三国中找到了争权夺利的策略和计谋，或者狠、忍之类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打气鼓劲；女人们和辛苦的白领们从孔子和庄子中寻求精神抚慰，用他们来稍稍舒缓一下残酷的职场生涯积累的紧张情绪。虽然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宗教，只有在从祖先到后代的血脉长河中，从过去到未来无穷的时间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才能让我们短暂的生命获得永生。但我们的历史书写却不再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滋养。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大饥荒期间，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与古代相比，现代史书的撰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观规律。为了保证在探求这个规律时，史家是客观和科学的，“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德性和作为，如勇敢、荣誉、智能、节制等。而且，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得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们得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讲“理”的。正是在他们的撰述中我们懂得了古老的习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也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实情。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何为经世？习礼而已。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

　　顺便说一句，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心。

　　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我们的宗教。而今天，史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史识，我们的宗教将何以延续？（文：高超群 来源：书情碟报)

　　然后表演开始。陪审团、律师、媒体和市井闲人们夸夸其谈，而其中最庄严肃穆的脸蛋们，来自一个特殊的群体——法医。法庭成了他们展示口舌之能的地盘，从英国远道来到澳大利亚的法医大名鼎鼎，口才出众。他和他的助手们三下五除二就让大多数人相信，这只是一起产后抑郁症患者对骨肉实施的血腥谋杀。

　　当然，他们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作为控方证人，法医们运用科学套路，不但成功从一件上衣里推断出剪刀的形状和谋杀的细节，更从“凶手”的汽车里，找到了属于婴儿的血迹———虽然不久后，这些血迹就被证明只是用于清洗汽车的喷剂而已。

　　《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一书的作者科林·埃文斯不惜笔墨，描绘了这些不可一世的法医学家目空一切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控诉，以及人们对他们狂热的崇拜。然后笔锋一转，让我们看到，这些“科学”的信奉者，是如何用傲慢和狂妄来迫害无辜者，使他们蒙冤。

　　想必你还记得“科学”这个光辉的名词曾受过的追捧。这样你就不难理解，过去只靠着空口无凭的证人断案几千年的法庭上，突然出现奉科学之名作证的“法医”时，人们的崇拜之情。这种崇拜曾经在英国大法医斯皮尔斯伯里身上达到巅峰：这名戴着金边眼镜，目光坚定的病理学家，令所有被告闻风丧胆。陪审团对他的每一个字都当成真理，他一出现在法庭上，记者们就开始削尖铅笔拭目以待，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面如死灰，生无所望。

　　他作证时，更像是在演讲，精彩的发言往往使法庭上鸦雀无声，旁听者如痴如醉。当然，等人们发现许多通过他的精彩演讲而判断的官司原来是误判时，这位能人已经长眠地下。那些受他帮助而逃脱惩罚的杀人犯，则最终一个个被证明有罪，或者再犯血案。

　　尸体从不说谎，法医则不一样。尽管没人能否认法医学为侦破案件带来的巨大利益，科林·埃文斯还是力图让人们见识到，这个古老行当里以科学和真理之名做下的龌龊勾当。

　　最可怕的偏见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信奉科学的人们常常忘记，从事理性事业的，都是感性的人，无法摆脱人类本能带来的弱点：自负、偏执、贪婪。对许多法医学专家来说，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寸步不让，不管对立的证据多么令人信服。

　　而公众往往被科学的光环唬住，他们着迷于一堆光怪陆离的科学名词，尽管他们一窍不通。利用这种盲信，许多法医成功地用口才和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法庭颠倒黑白。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枪杀母亲的少年被无罪释放，吃人的恶魔一度逃脱法网，而杀死全家的辛普森先生居然堂皇地坐在电视台谈论自己的清白。

　　替罪大恶极的罪犯逃脱法律惩罚，是法医们的拿手好戏。这里面，有的是因为过度的自负，有的则只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赚一笔钞票——看吧，在最神圣的地方，也有最肮脏的交易。

　　你会发现，成为一名法医曾经并不难，那不需要你有医学学位，也不需要你经验丰富，而只需要你有一张好嘴，和一本医学科普读物。以至于《证据》一书的作者揶揄道，法医们不是靠学识和严谨作风，而是靠推销能力获得成功。

　　无数被人们奉为神明的大人物，最后都被证明是口若悬河的骗子和造假者。而那些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失败者——很讽刺，他们往往是严谨而有道德的医生和学者——则往往木讷而呆滞，只会用干巴巴的语言来表达事实。天晓得，动听的谎话远比木讷的真理受人欢迎。

　　陌生的科学术语、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试管，再加上一片人体碎片，甚至一滴血。这一切为法医们笼上一种庄严肃穆的光环。而各色人等出现在这个舞台，俯在死者身上忙碌或上演诡计，并且左右人们的判断。

　　而对科学的信奉带来的是另一种危险，人们忘记了，最伟大的学者也会犯错误。而在法庭上，这样一次错误，往往意味着枉断是非。

　　历史泥沙俱下，法医学家们守着尸体世代争论不休，好在，时间流逝，所有的名声都是速朽的，而真相往往在多年后跃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