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流动性不受阻碍,如果人人都拥有均等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资取得进步,那我们早该创造出理想社会了,是这样吗?听英国和美国决策者说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当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开始执掌工党大权时,他将施政重点从"结果平等"转移到"机会均等"上。于是英国政府尽力改善综合中学,并拓宽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的渠道。
在美国,机会均等向来是固有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当今许多美国人所担心的,并非该原则是否有效,而是事实上人们常发现该原则被违反。上层中产阶级主导了顶尖的大学,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阿尔•戈尔(Al Gore)等诸多美国政界领袖都有特权背景,这令人愈加担心,美国有个长存不废的精英阶层。
然而,正如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其讽喻作品《知识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所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社会地位准确反映出他们的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吸引力。相比贵族社会,英才社会中身居高位者甚至有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优越感。当家庭背景很重要时,天才往往被分配到社会各个领域,而很多上层人士并不真正与他们的地位相配。他们知道自己不如许多下属有才干,这会促使他们谦虚一点。
但在真正的英才社会中,上层人士会认为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完全是应得的。与此同时,那些处在底层的人再也不能说:"如果出身更好些,或许我会成为一名内阁大臣。"恰恰因为进步不受阻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反映出自身的劣势。
当然,扬是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这本书的,当时英国还是由社会党执政。他所害怕出现的英才社会是个计划社会,其中人们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将反映出他们的学术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心理测试来衡量。人们将根据测出的智商(IQ)被分配工作,这是一种苏联模式。扬警告说,由于智力是可遗传的,聪明的父母往往有聪明的后代,因此精英将自我繁衍。事实上,由于在富裕、有文化的家庭中成长永远是个优势,因此天性和教养将相互促进。这种长存不废的精英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全面地主导社会。于是聪明人将生来就是统治者,笨蛋生来就要伺候人。
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许会说,扬的恶梦再也无关紧要了。民主资本主义已经获胜,而在市场体制英才社会中,不存在计划体制英才社会的任何缺陷。这种社会也许不那么可怕,但它还是不美好,因为财富、权力和地位分配将高度不平等,美国社会已展示了这一点。
市场赢家未必认为自己的财富或地位是应得的,但他们往往令人不快地自鸣得意。高智商绝非成功的充分条件,但它几乎总是个必要条件:那些大亨是聪明的,即使并不总是学术明星。他们同那些书呆子的典型区别在于,他们有更好的社交手腕和更专断的个性。如果没有自信和在争斗中战胜他人的欲望,你就无法征服市场。
扬的怨言是,如果人们的天资千差万别(的确如此),那么任人唯贤就是邀请能干的人来支配不太能干的人。但如果在计划社会中是这样,那么在市场社会也是一样。如果在市场竞争中胜出所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也许确实如此),那么不管在市场制英才社会还是计划制英才社会,精英可能都是长存不废的。
正如扬所见,竞争的社会本身不是良好的社会。相反,更有才能者应该承担义务,部分通过再分配来提高才干欠缺者的相对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正直和善良等美德以及个人生产力都有必要得到重视。对于机会均等必须这样来诠释:它并不是说人们在对社会上层特权的竞赛中,有权享有公平的起点,而是指人们有权在努力发挥自身潜力的同时,公平地享有一份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文/MICHAEL PROWSE 刊F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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