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通胀：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
由猪肉开始，2007年以来的物价快速上涨，是1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钱不值钱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恐慌，对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恐慌，正在形成。
因为收入的差异，中国人正经历着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人群收入低下，因此饱受消费品价格上涨之苦，对他们来说，2007年的通胀属于消费品短缺型通胀。而另一个人群对肉价并不敏感，困扰他们的是投资渠道短缺导致的货币贬值；2007年的通胀对他们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中国式通胀
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这就是中国式通货膨胀下的现实。
讨论2007年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猪肉上，或者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猪肉的供求关系上，或者只是把目标锁定在逐月刷新的CPI上，都很可能模糊了这次物价上涨的焦点。
这一次物价上涨甚至不是由猪肉领跑的。违背了你的生活常识？你要么是忘记了2006年下半年的食用油、粮食和鸡蛋涨价的幅度超过了猪肉，要么是食物涨价总体而言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带着一份附有抵押标志的房产证，生活在2003年后购置的新房子里，很多幸福的人已经忘记了曾经在日新月异的房价面前濒临崩溃的绝望。那时候，他们何尝为猪肉的价格感到过愤怒？
遗忘使人幸福；心理医生常常建议我们，不要太关注那些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包括金钱本身；因为幸福从来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所以，忘掉去年的物价，可以保持心理健康，保证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可惜，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东西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猪肉、大米、面粉、鸡蛋、食用油、三口之家的年夜饭；T恤衫、裙子、皮鞋，一件谈不上奢侈的首饰；一辆经济型汽车和它消耗的汽油；你的房子和基金；退休在家的父母每天在关注的一点股票——这些东西和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我们或许应该忘掉它们的价格，但是，必须承认，这很难做到。
或许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个物价快速上涨的时期，人们的幸福感普遍比较低：我们变得对价格十分敏感，记忆力比物价平稳的时期更加发达。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肉价很难不让人想起三年前的房价，和两年前的股票价格，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我们甚至还会想到衡量这些商品的标准本身，那些可贵的、来之不易的但是轻飘飘的货币。“钱”不像一年前那么“值钱”了。为什么？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里。CPI，经济学家称之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这种绕口的说法根本不会在大多数人的嘴里出现，但是，报纸却常拿它们来衡量居民的幸福。为什么会这样？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急于知道，通货膨胀(这个词似乎不需要解释)到底是不是已经降临？我们该怎样应对？怎样让我们的资产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免于缩水？
猪肉涨价到何时
“猪会飞”，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讨论中国的猪肉价格时说，“但不会一直飞下去。”
2007年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陕西调研，目的地是陕西兴平市西吴镇散区村。据报道，总理一下飞机，就直奔这个生猪养殖专业村，和村里养猪的农民探讨了养猪的问题。
几天后，《经济学人》报道了温家宝总理的行踪。文章的标题是“金猪年的猪肉”，在讨论了中国生猪养殖中的疫病对价格的作用后，作者认为，中国猪肉价格上涨是周期性的。
发改委、央行、统计局、商务部、农业部……和猪肉或者价格扯得上边的政府部门，都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分析报告；经济学家和媒体也都在分析原因——猪肉涨价受到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疫病造成供应短缺以及周期性涨价：所有的分析与《经济学人》的文章大同小异。前者(供求关系)决定了一般商品的价格；后者(周期性)道出了生猪养殖的特殊规律(生产周期长)。到2007年7月，鲜冻猪肉价格较一年前上升了89.2%，几乎翻了一倍。
解决方法很有限。在肉价在城市里造成不安之前，疫病对乡村养猪业的打击更加沉重。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取得了让人惊奇的成就，但中国人吃的猪肉，大多数还来自成千上万个非专业的猪圈。这些猪圈大多位于农舍近旁，里面养着的猪大多数不超过10头——这种养殖格局一千年来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却和1000年不可同日而语。当分散和传统的农户碰上“现代化”的“猪瘟”，一般都缺乏必要的知识与之抗衡；即使当地幸运地拥有一个勤勉的兽医，开着摩托车来往于令人眼花目眩的猪圈，农民还要考虑防治疾病的成本。谁知道卖一头猪能赚多少钱呢？
2005年下半年，因为大范围整治私宰，农民卖猪难，肉价在2006年第二季度跌入谷底，养猪不仅不赔钱，反而要亏本。农民大量减少了生猪存栏数，部分导致了一年后肉价的高涨；但即使到今天，养一头猪的收益对非专业的养殖户来说也未必有太大的吸引力。须知，一头猪从出生到上市的周期长达13个月，这期间必须承担疫病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大疫之年，经常有人把存栏的猪不论大小、包括母猪在内统统“赶尽杀绝”，以降低可能的损失。平常的年景，因为饲料越来越贵，利润越来越低，养猪对农民也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如果不能降低养猪的成本，提高养猪的利润，猪肉的短缺似乎难以避免，并且有从周期性短缺变成长期短缺的可能。
然而，中国的消费者需要廉价的猪肉。眼下肉价之高，已经超过了一些人的心理预期。鼓吹过“不买房运动”的深圳人，现在又开始鼓吹“不吃肉运动”，号召市民三个月不吃肉，来表达对猪肉持续涨价的不满。很难说清，这种呼吁是认真的，还是当地特有的无厘头精神在发酵。和他们相比，上海的经济学人士是一板一眼的。5月20日是周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想和朋友会餐，原先拟定的菜谱里有红烧肉，但是发现肉价奇贵之后，他把这道菜改成了啤酒鸡。他因此得出结论说，肉价上涨的势头很难持续，因为猪肉并非不可或缺的产品，我们对猪肉的需求是可以被替代的。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人均消费猪肉最多的国家，消费猪肉的冠军属于喜欢腊肠的德国人。但猪肉对中国物价指数的影响却要远远大于在德国。因此《经济学人》预计，猪肉价格上涨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动中国通胀率。该杂志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国家总理必须亲临猪圈，与养殖户谈猪论市。
肉价不仅与吃不吃肉和吃多少肉有关。如果肉价持续推动物价指数，就会引发通胀预期和恐慌。显然，这才是政府真正担心的事情。
而在此前数年，中国的物价连续多年保持着稳中有降的态势。政府一直将促进内需和鼓励消费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诉求。直到2005年，物价才开始掉头回升。但回升的幅度平稳，因此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几个大城市里的房产价格已经开始进入快速上涨的通道，通宵排队的买房人和售楼处一日数变的价格，让人叹为观止，但2005年的肉价不升反降。没有人知道，楼市的上涨以及股市的触底反弹，与自己的菜篮子有什么关系。
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上升开始让低收入的城市居民感到不安；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一些超市出现了抢购大米的现象，超市不得不限制每人每次购米的数量。到2007年下半年，超市里终于出现了抢购低价猪肉的景象。
猪肉不仅仅和营养学有关，所以，肉价问题的严重程度显然超出了上海的经济学人士的预期。在视察陕西考察肉价两个月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如何促进养猪和稳定猪肉供应。几天之后的8月5日，温家宝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的陪同下，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询问的内容仍然是肉价。
猪肉价格不断上涨，调动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多。已经出台和可能出台的政策包括补贴生猪养殖户、给母猪上政策性保险、部分疫病免费防治、补贴因疫病捕杀生猪等等；而早在5月，猪肉供应吃紧的时候，商务部就表示，可能动用国家储备肉来满足市场对猪肉的需求。到8月13日，国务院又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地方政府必须保证猪肉不能断档，否则将追究行政领导的责任。
这份通知说，近期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明显上涨，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而副食品生产、供应和价格影响物价总水平，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要求各地和各部门一把手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予以重视、部署和落实，并且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尽管很多人认为，根据市场规律，到今年10月份，随着去年年底补栏的生猪陆续上市，猪肉价格将会见顶回落，但这份通知语气严厉地提到，粮价和肉价上涨，除了与市场供求关系相关，还与“少数经营者趁机合谋涨价、哄抬价格等现象”有关，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整治这种现象。
会不会全面涨价？
其实，对涨价活动的整治已经开始，并且带来了大范围和长时间的争吵。6月16日，兰州一些牛肉面馆纷纷涨价，当地的物价局对此进行了干预，认为事属串通涨价，涉嫌违法。
物价局的干预得到了兰州市民的拥护，但是在经济学界受到了质疑。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士很难相信在牛肉面这种充分竞争的行业里会出现“串通涨价”。但是国家物价局也出面为物价部门背书。牛肉面馆的老板则开始喊冤，他们提出来的涨价理由听起来是成立的，因为面粉和油都已经涨了价，政府没有理由要求让他们独自承担原料涨价的后果。
日光底下无新事。这句民谚用在物价快速上涨时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不久，上海的豆制品协会也宣布，豆腐、豆浆和豆腐皮都要涨价。上海豆制品协会和兰州的拉面馆一样，受到了政府部门的警告；但是价格到底涨了，涨价导致部分豆腐滞销，有报纸说，这是涨价企业受到了市场“报复”。
这场“戏剧”尚未演罢，新的剧目又上场了。这次的主角变成了方便面协会。一个名为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行业组织多次协调业内的产品价格，并且达成一致，于7月26日开始，市面上的方便面大多提价20%到40%。方便面涨价直接导致了国家发改委的干预，8月16日，发改委认为方便面企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同日，一些方便面价格突然下调，“价格联盟”宣告瓦解——这是政府“有形的手”干预的结果吗？有可能。但很多人更加倾向于认为，这个结果完全是可以预计的；因为这是市场的“无形之手”——竞争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关于涨价的争吵使涨价效应放大了，加重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前景的担心。到2007年7月，和政府一样，普通人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担心的是货币贬值、所有商品价格全部上涨的情形。
这种担心和经济学家提供的物价上涨模式是一致的。对2007年来的物价上涨，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肉价带动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带动CPI上涨”，而中央政府正严令各部门注意防止涨价效应扩散，导致“全面涨价”。
CPI谜局
所有的讨论都频频引用中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上月CPI数据的时候，总会受到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2007年3月的CPI突破了年初预定的全年平均3%的增幅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所谓CPI，是指根据八类商品的价格计算出来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情况。这八类商品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基本涵盖了居民生活中所消费商品种类；对这些商品价格的监控即可反映一时一地的物价变动情况。
多年以来，中国的CPI上涨幅度始终保持在3%之内，中央政府也将3%定为今年内可以接受的CPI增幅。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央政府对2007年的通货膨胀突然加剧的情况缺乏准确判断，其次，政府认为，高于3%的CPI增幅与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并不一致。
2007年3月，CPI数据涨幅达到3.3%，5月涨幅达到3.4%，6月涨幅突破4%，达到4.4%，是33个月以来的新高。经济学界首先调整了预期，认为全年CPI涨幅很难保持3%的预期水平。6月份的数据加剧了中国经济正在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判断。
熟悉宏观经济语汇的人知道，“经济过热”在中国的政策语境里，往往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思路里，已经在考虑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对经济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政策性调控。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否认中国经济过热，也否认物价将会全面上涨，用他的话说，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由食品推动，而且是由供应短缺而非需求加大造成的。
这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意见。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说，按照所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核心CPI，也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衡量，今年1月至6月我国核心CPI仅增长了0.9%，远远够不上什么通货膨胀。
之所以要在CPI里扣除掉食品和能源，是因为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容易出现异常波动(如粮食生产受到气候或原油价格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可能歪曲一时一地的价格的真实面貌。
与CPI一样，核心CPI的确是衡量物价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在衡量中国眼下的物价状况时，撇开高涨的CPI不谈，只谈涨势平稳的核心CPI是否恰当呢？
至少有人认为不恰当。在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看来，食品、交通、房租和教育价格的上涨正使城市里最贫困的群体受到沉重的打击。根据核心CPI还很平稳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就会无视继续高涨的食品价格，使这一部分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汪丁丁说，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正在将自己的储蓄及时转移到房产和股市上去，显然，这一轮物价上涨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进一步嘲讽了中国CPI体系的落后。他认为，现行CPI体系无从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因为住房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被低估了。
八大类商品对总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一个工业化和汽车普及的社会里，能源价格变化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而在农业社会中，食品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每个国家的CPI体系都根据每类商品对总消费价格的影响力，事先设定了它们在CPI中的权重。在美国CPI体系，食品、饮料和能源消费的权重为18.6%，居住类商品在美国CPI的权重为42%，而在中国，食品的权重达到34%，住房的权重却只有13%。
注意：住房价格只包括租房和装修价格，房价本身并不包括在内。
因为CPI体系的设置，食品价格的风吹草动在中国的CPI数据中表现非常明显，而房价虽然多年来经历了数轮暴涨，对CPI数据的影响为零。
由于CPI数据不反映房价变化，而中国式CPI进一步低估了住房价格的权重，易宪容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式通货膨胀也相应地被低估了。
看不见的通货膨胀
事情似乎豁然开朗。
购置一套住房要耗尽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积蓄，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改变了其中很多家庭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减了其他方面的开支，全力供房。对等待购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涨等同于他们存在银行里的货币在急速贬值。但这些都不能在CPI中反映出来。
对被房子改变生活方式的家庭而言，房价之于通货膨胀，具有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如果不是猪肉短缺的这把急火，他们断然想不到，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可能早已经来临。
从2003年以来，房价已经经历了多轮高涨；这肯定是10年以来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而另一个人们肯定难以忘怀的事实，是2005年以来股市的复苏。几乎是从900点触底反弹的那一刻起，股价的涨幅就让许多老股民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资产价格上涨已经成了经济学界异口同声的说法。
资产价格上涨，这句话如果换一种说法，即是太多的货币在追逐太少的资产；再简化一下，意味着市面上的钱太多了，所以钱不值钱了。但如果没有猪肉短缺这把急火，老股民们也想不到，通货膨胀与股价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谈到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的通知和市民的议论都集中在菜篮子里。但事实上，菜篮子很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资产价格、流动性过剩、货币供应、外汇占款、外汇管制、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这些专业词汇每天都在牛市里的报刊上出现，但是大多数股民关心的只有两个字：股指。这说明，经济学概念和公众的兴趣相去很远，因而，被概念所掩盖的事实，公众几乎无从得知。
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商品目前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国家统计局据此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些商品中显然不包括房产和股票。但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式通货膨胀不是由消费品短缺推动的；它是由资产短缺推动的。
央行今年已经连续加息4次。最近的两次加息的间隔之短，也像7月份的CPI数据一样，刷新了10年来的纪录。但是，银行利率仍然低于CPI。货币在贬值，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来，投资到房产和股市中去保值增值。
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仍在升值。许多外资还在谋求进入中国，通过购置人民币资产套利，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这些外币都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中国的贸易顺差仍在继续，大量外汇进入国家储备，需要发行等量人民币进行冲抵。到7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同比增加了18.2%。业界普遍认为，货币增长过快。
准备购房的人们对外资流入推高房价忧心忡忡，与此同时，他们很少想到，由于外币和人民币的这一进一出，造成了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过多。过多的人民币除了要推高房价，还要推高其他商品的价格。比如说，股票价格。
报纸和电视上讨论中国的股市何时冲上3000点时，泡沫论者已经出现了；用前摩根斯坦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话说，沪市股指超过2500点的时候，剩下的就是泡沫了。而一些中国的经验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市场有没有泡沫，不需要搞得像经济学家那么复杂。他们准备竖起耳朵在菜场里走一圈，如果连卖菜的老太太也在讨论股市，就立刻把手头的股票抛光。
沪指已经于上周成功站上5000点心理大关，股票和基金户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字，但是，经验主义者们并没有抛光股票，反而纷纷满仓。这一现实已经颠覆了中国生活的经验，却再次证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供求关系。房产和股票比猪肉更加紧俏，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中国式通货膨胀下的现实。
粮食不是主要矛盾
7月，CPI增速强劲上升至5.6%，创下自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新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价格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温桂芳认为，造成上半年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粮食、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
“为粮价上涨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国际农产品涨价、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面积减少和工业用粮快速增长密切相关。随着石油等燃料和电力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人工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仅靠国家对于农资进行行政限价是难以控制的。此外由于去年猪价大降时无人管，导致农民大量宰杀母猪，加上‘蓝耳病’的影响，今年生猪供应严重短缺，价格大涨。”
据统计，近5年来尿素、柴油、农膜价格分别上涨26.6%、64.4%和60%，粮食生产成本每亩上升23.9%。
易宪容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必然的，这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粮价太低，早就应该提价了。过去政府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剪刀差控制粮价，后来又通过划分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限制农民的流动性。随着城市化和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多了，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影响了粮食的供给。但相比其他产品的价格，粮价还是涨得比较慢，也比较滞后。”
据统计，目前我国三种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每市斤0.79元，比1995年的0.73元仅提高了6分钱。小麦价格仍低于1996年，大豆价格低于2004年。猪肉价格比1997年只上涨了30%左右。
温桂芳认为，食品涨价的上涨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政府如果想解决粮价问题，关键是应该解决农民的待遇问题，让农民从提价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提高。“一般来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应该能对生产成本做一点补偿，增加点收入。但今年农民收入的提高，并不是完全因为粮食涨价，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资得到了增加。如果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他们最终还是不愿多种粮，其实今年粮食的播种面积是减少的。”
此外，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预计，截至7月29日，生产秋粮的11亿农田地中，接近四分之一遭受旱灾或涝灾的冲击。尽管今年夏粮较上年增产1.9%，如果占全年产量五分之四的秋粮失收，全年粮食产量仍会低于2006年4977亿公斤的高水平。
资产价格泡沫
粮食是基础性产品，其上涨必然带动食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易宪容说，从前在深圳机场点一碗咸菜肉丝面，每碗32元，这一两个月已经涨到了40元。
但面对我国近期是否面临通货膨胀的争论，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表示目前的价格上涨还主要是结构性上涨，并未出现通货膨胀。
温桂芳也认为从现有的CPI统计来看，食品价格对消费物价总水平上涨的贡献率为80%。如果扣除食品的因素，CPI的其他项目才上涨0.7%。目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的上涨，通货膨胀在我国并未形成。
对于令人关注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温桂芳认为：“流动性过剩是造成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多少流入了商品市场，而是涌入了资本市场，楼市、股市的财富效应促使了居民储蓄存款的‘大搬家’。所以流动性过剩主要影响了资产价格，对整个商品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央行发布的4月份金融运行数据显示，居民户人民币存款减少了1674亿。业内认为正是上半年新增的1600亿的散户资金，将大盘从3000点顶上了4000点。
申银万国宏观经济高级分析师李慧勇不否认资本市场对流动性的吸纳作用，但他向记者表示：“资产价格上涨会通过各种渠道向消费价格传导。2006年底居民储蓄在M2中占比比2005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M1在M2中占比则提高了0.2个百分点，2007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居民储蓄增速放慢和M1增长率的加快，表明越来越多的准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这表明潜在的购买力正在向现实的购买力转变，实际上也正是货币领域的这种变化导致了1993年、1994年20%以上的通货膨胀。目前这种变化再次出现，表明出通货膨胀的风险明显增加。”
易宪容认为：“物价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等过热的领域。价格传导的方式很简单，房价快速飙升，肯定会表现在房租上，去年租金是1100元，现在房东可能要涨到1400元了，相关的服务价格也会涨。其次，房地产市场和几十个产业相关，一定会带动所有环节的工资水平的上涨。一般工资上涨，购买力会提高，需求会旺盛。而工资上涨也是一种成本推动，将会传导到下游产业的产品上去。”
“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股市带来的‘财富效应’，造成很多投资者拥有大量纸面上的财富，并促进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资产增值游戏还在继续，财富效应已反映在居民的餐饮娱乐以及境内外旅游等消费增长迅猛上。近日高盛高华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这一轮的牛市行情带来的财富效应可能对中国未来1-2年内的消费需求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根据高盛美国经济学家的统计，从1995年至1998年年末，股票价格的上涨对美国整体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1190亿美元的积极影响，推动消费增长了2.3个百分点，为实际GDP增长直接作出了0.5个百分点的贡献。日本经济研究团队对日本财富效应的估测显示，股市财富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程度上与美国相类似。
高盛高华认为：“在从2005年年末持续至今年4月底的股市上扬行情中，仅市值增加就带来了人民币4.5万亿元的股市财富，而散户投资者直接持有其中的3.1万亿元财富。在增加的财富中，估计将有人民币310亿-470亿元的部分可能流向消费领域，这可能带动居民消费增长0.4-0.6个百分点。”
华泰证券研究也有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信贷的同比多增，主要以居民户贷款的同比多增为主，这表明消费信贷趋于活跃，这与上半年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有关。”
因此银河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左小蕾指出：“特别在近期一直存在‘流动性过剩’的困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近期CPI上涨的背后的原因。”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进一步分析财富再分配的变化，会发现贫富差距也在随之拉大。易宪容说：“这种中国式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某种‘劫贫济富’式通胀。中低收入者无法进入资本市场，或者占有的比重非常小，通货膨胀又令他们手上的货币越来越贬值。整个社会现有的财富通过资产价格泡沫，在向少数人手中进行快速转移。”
农耕时代的数据
在易宪容看来，通货膨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CPI数据现在看起来还这么低，关键是CPI的统计数据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权重第一的居住价格。
按照统计部门的解释，国际惯例居民住房购买是投资，因此中国的住房价格不能够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社会各界对此质疑由来已久，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经理万晓西曾指出，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他在自己的研究报告开篇别出心裁地引用了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我曾经以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他认为两者的“味儿”是相似的。
易宪容表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拉动内需时，房地产是消费；计算CPI时，房地产却变成了投资。
“欧美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了几百年，一手房市场占的比重很低，只有15%-20%，中国房地产情况则相反，一手房市场85%以上，二手房市场交易不足15%。此外，这几年房地产投资炒作盛行，但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买房有多少人是投资，大部分还是自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与他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差异，用所谓的国际惯例来套中国，很容易把通货膨胀的实事掩盖起来。”
温桂芳笑言，也许统计部门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居民实际消费模式的变化，分别采用两套统计方法。这样物价水平是高还是不高，到底有没有通胀，就一目了然了。
易宪容进一步指出，即使按照现有的CPI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算的房租也低得离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个人的住房消费是指当住房用于居民居住时，租住的租金计入承租人的消费支出，自住的比照相应市场租金价格，以虚拟房租形式计入房屋所有人的最终消费。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居住类消费只有909元，一个月平均80元不到。北京北五环附近的农村房，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是200元，再远一点的150元，还不算水电费等等。”在居住类上，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的权重为42%以上，中国只有13%。有人将滞后的CPI戏称为“农耕时代的数据”。
易宪容认为：“CPI基础统计标准制定于20多年前，那时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主要由国家承担，食品的权重占得高无可厚非。但随着各项改革的开展，原来由国家承担的均主要转由居民个人承担，CPI权重的调整却微乎其微，严重滞后于现实生活。如果真的把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模式全部按照实际情况来反映，CPI还是5.6%吗？加拿大有一位经济学家按照加拿大的指标体系，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把权重调整后作了计算，中国的CPI是6.8%。”
温桂芳也认为：“现在媒体也有点误导，把矛头都引到农产品上了。食品价格确实增加了居民家庭支出，但不能因为这个掩盖了医疗、教育、住房的问题。‘三座大山’一年给居民增加的负担有多少，粮食涨价一年给居民增加的负担有多少？”他还认为，CPI统计数据不能只计平均数，还应该分不同的类别、行业、地区。据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署按照分层的概念，编制了甲、乙、丙、综合四类消费物价指数，以此反映当地物价水平的通胀或紧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
央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也指出，“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魏贵祥解释道：“生活压力的增加很大部分是物价指数之外的原因造成的。动辄数万元、十几万元的‘择校费’，名目繁多的钢琴班、芭蕾班、奥赛班、英语口语班，肯定会给普通家庭带来巨大的支出压力。而这些名目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不能通过正常采价渠道取得价格，不能同质可比，因此不能纳入物价指数的计算。
医疗方面，当前物价指数反映出的药品价格是下降的，特别是西药，因为政府一直在降低药品的价格。但如果增加了用药种类，提高了用药档次，或开大处方、用进口设施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有些降价药品从医生处方上消失等等因素，都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这些都是物价指数统计之外的问题，在物价统计中是看不出来的。”
一位观察人士指出：“该统计思路的前提是假定社会是一个理想模型，人人按照法律、法规行事。这样的CPI事实上没有反应出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更像是真空实验室里模拟出来的艺术品。”
加息是唯一之路？
专家们指出，如果以失真的CPI作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参照系，有可能对中央决策做出误导。
温桂芳认为：“既要高度重视当前的食品物价问题，但不应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真正需要重视的还是‘三座大山’的问题。粮食和猪肉涨价对农民增加收入和激励农民增加生产十分有利，没有必要运用行政措施对物价进行打压。目前群众一听到涨价就受不了，主要是我国资源价格长期以来就处于低水平状态，‘吃便宜的东西吃惯了’。”
除了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猪肉、食用油等商品价格也在上涨，煤、电、汽、水等几乎所有消费品都在上涨。温教授说：“煤电水汽都在涨价，的确给人们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物价在全面上涨。但我们不能就价格论价格，更要关注物价之外的一些因素，尤其是那些利润已经很高的行业和企业的涨价呼声。不能企业说成本高就要涨价。政府应该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理清价格与成本、价格与利润、价格与市场的关系，弄清楚是不是有必要涨价。否则今年CPI将有可能承载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之重，迫不得已继续推高。”
东方证券的张扬认为：“今年一季度的CPI上涨来自于食品价格的年初异动，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动力不足，利率调升的目的并不来源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而低利率环境和流动性过剩确实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表面上升值，实际上是贬值。高增长、低利率的环境造成我们银行信贷过多，货币发行泛滥。银行贷款发出去，会有一个货币乘速效应。如果发行3万亿，乘数是5，那就是放出了15万亿的货币。此外还有外汇储备和一些政府的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易宪容分析道。
李慧勇也表示：“货币供给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通胀压力。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GDP规模与1997年相比增长1.4倍，M2增长了3.4倍，M2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两倍多。M2／GDP2006年这一比率为160%，比1997年提高了40个百分点，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我国目前结售汇制度很难有根本性改变，每年的外汇储备仍将转变为基础货币投放，这将使货币过剩的程度进一步增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经济师腾泰则关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国际背景。
“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是美国以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对外负债为特征过度发行美元，日本以低利率拆出货币为特征输出过剩的信用货币。美元的泛滥和日元的信用输出是造成全球货币过剩的主要原因。面对不可改变的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现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由于缺乏足够的弹性，就不断把美元和日元的流动性过剩转变为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1357 亿美元，中国央行为购买这些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商业银行通过购买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把它们变成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人民币活期存款)。腾泰预计2007年人民银行行为购买更多外币所被迫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有可能达到3万亿元，由此造成M1的迅速增长。”
李慧勇认为：“由于我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是货币供给过多、需求增加趋快，成本上涨过快、国际价格影响等各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因此很难依赖单一的政策工具达到防反通胀的目的。我们预计政府防反通胀的政策措施将至少包括升息、升值、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流过多的流动性等四个方面。”
易宪容说：“通胀在中国已经开始，中央政府对此决不侥幸地等闲视之，而是要采取有效货币政策来化解其风险。我国没有日本相应的法律制度、土地私有制、信用制度，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催生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摧毁中国的经济，甚至比日本1988年的经济危机更严重。”
他认为化解中国式通货膨胀基本的途径就是从低利率政策入手，让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极大泡沫平稳过渡。
从2004年至今，央行已经累计6次加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专家认为，在目前外汇管制不是太有效、热钱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加息只能导致国际热钱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继续流入中国，令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雪上加霜，过去的半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耐不住寂寞的各项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就像大象身上的虱子，不停地咬啊咬，大象却没有丝毫的感觉。再继续按着‘格林斯潘式的小动作’(谁规定每次加息只能大约1／4点？)咬下去，货币政策本身就危险了——殊不知这种小幅调控不但不能够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会在真正的危机来临前耗尽珍贵的货币政策资源。”腾泰表示。
易宪容认为：“在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央行加息不仅要加大利力度，也要加快加息的频率。美国是加到4.5%以后才有反应，按照目前的方式，我们至少还要调11次。我相信今年还会再加息两三次。”此外，他还强调要运用“组合拳”，在加息同时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
中央政府一直在打击囤地、捂盘，但收效甚微。日前地产股的上市公司报表暴露了一切。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些圈地的人，是看好未来3到5年。比如5年分期开发，一年地价涨20%就能回本，有些公司手中圈的地10年都用不完。
易宪容表示：“房产商囤地没有关系，问题是政府把地拍卖了，房产商有没有把土地出让金付清。这里面有很多暗箱操作。如果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把没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或者让房产商把钱全部付清，贷款利息再加上去，谁还敢囤地？房价马上会降下来。”
但温桂芳认为，商品房市场已经高度市场化了，政府不应该去调控商品房的价格，而应该将理念转变到必须要保障低收入者和为公众服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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