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男女之年定婚姻、执六礼，始于周代。《礼记》、《唐律》、《明律》规定，六礼屡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亲迎。
即使是皇帝，也不免“买卖婚姻”之俗。明神宗朱翊钧大婚，仅织造费就用了九万多两白银；清同治皇帝载淳大婚，共花了两千多万两白银。
奢华的背后，隐藏着一大批贪官污吏。
明正统七年（1442年），英宗朱祁镇年届十六，该结婚娶媳妇儿了。
或许是，除了天大地大，就是皇上大；或许是，皇上的婚礼场面大，动静大，规矩大，麻烦大……反正，皇上娶媳妇儿叫作“大婚”。
大婚的同时，用金册、金宝（证书和印鉴），册立皇后；册立皇后的同时，选一至四名妃子。
不是每个皇帝都能赶上大婚这种风光体面事儿的。登基前已经成年娶妻的皇帝，当上皇帝后，只举行册立皇后大典，不补办婚礼。
朱祁镇这小子有福气，赶上了大婚。为了这件事，太皇太后张氏、皇太后吴氏，以及朝廷重臣，搜肠刮肚，千挑万选，操碎了心。司礼太监、朱祁镇的“忘年交”王振，也忙得不亦乐乎。无论从私人交情、拍马屁固皇恩方面说，还是从公事公办，甚或乘机大捞油水方面讲，王振都实心实意地主张“大办特办”，并且早早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了采购团，看样订货。
朱祁镇这盏“灯”，本来就费油，绝不能再弄个“疯丫头”，跟他配对儿！太皇太后张氏掂量来掂量去，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毅然打破“皇后出自民间”的祖训，决然拍板：以工部尚书钱允明的长女为皇后，以御史云湘的女儿为妃。礼部和翰林院官员会议以后，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太皇太后的英明决策。随后，翰林院负责起草证书及其他有关文件，礼部负责制册造宝，并会同司礼监、内府等部门，备办用品、礼品。钦天监的担子也不轻，负责选择良辰吉日，以便“执六礼”。
“限男女之年，定婚姻，六礼之仪”，始于周代。《礼记?王制》，以“冠、婚、丧、祭、乡、相见”为“六礼”。其中的“冠”，为“成年礼”；没到成年，没举行过“成年礼”，就结婚，那就是“非礼”。《礼记?昏义》、《唐律》和《明律》，规定“婚”的程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亲迎，也称“六礼”。
纳采，即送礼、议婚，请媒人去探探口风、虚实。古人认为，大雁“夫唱妇随”，感情专一，值得学习；因此，纳采时拿一只大雁作见面礼。明清时期，见面礼可就丰盛了，互相攀比，再也不能光拿只大雁去蒙事儿了。
问名，就是举行一个仪式，询问对方的姓名、出生日期，看看“命相”是否合适。
到了纳采、问名这一天，礼部官员拟定了礼仪程序和规范，又和一大帮太监、宫女，忙前忙后，布置典礼会场。按“常仪”，陈设仪仗于乾清门外，设女乐于乾清宫丹陛上。乾清宫正殿内，临时设置两张桌子，铺上杏黄色缎子桌布，一桌上面放“节”，另一桌上面放“问名”诏书。准备送往钱尚书家的礼物，也一水儿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婚的礼仪，皇室成员、朝廷命官也难得一见，也许一辈子就遇到这么一次。别看礼部官员咋咋呼呼的，其实，他们也是根据典籍、文件的有关规定，“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学习。其他中央机关来观礼的官员，都觉得新鲜，光顾着看热闹，忘了遵守纪律。鸿胪寺（掌礼宾）的官员好容易逮着个露脸的机会，指手划脚地整顿观礼队伍，维持秩序，惹得好多“卖呆儿”的官员，对他们侧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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