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流散100年
斯坦因：学者或贼
1907年6月，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斯坦因离开敦煌时的一幕场景集中显现了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命运:斯坦因已经预知他将在欧洲得到他梦想得到的荣誉，那个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则除了用斯坦因给他的捐款修整道观，还要忍受内心的种种矛盾。此后，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新疆的考察队都没放过藏经洞。
根据斯坦因的记录，他离开时在敦煌城外受到地方官们的盛装欢送，他们根本不知晓斯坦因带走了什么。《敦煌史话》记，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等。
藏经洞文书经卷及艺术品呈现的是敦煌的一度辉煌。自汉武帝，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随后在张掖、武威、酒泉、敦煌设河西四郡，长城修到了敦煌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敦煌成了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后，这个地区相对萧条下来。明王朝在肃州西筑嘉峪关，敦煌被置于嘉峪关之外，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就不再是东西交通的中转。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封闭了嘉峪关，敦煌彻底荒凉，甚至渐渐被遗忘。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新设置了敦煌县，敦煌才稍有复苏。
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4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季羡林先生曾说，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发掘，复活了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往事。而藏经洞里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大约从5世纪至11世纪，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导致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虽然还没有定论，但这些文书对复活一段历史的意义斯坦因胸有成竹，只是当时中国的文人官僚们对此没有意识。
藏经洞文物流散是在一个大政治背景下开始的。19世纪末，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邻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沙俄的实力已经扩展到里海，两个大国都在为争夺新疆这个还没被瓜分的地区做各自的准备。中亚的探险热潮就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斯坦因在《考古与探险》中叙述的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俄国觊觎的是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而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把新疆西南部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收集文物著称于世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时也有附带任务，就是绘制地图，考古挖掘时，他常常在勘探遗址后，命助手和雇工挖掘，他本人则带着测绘员离开现场几天甚至一个月，勘测周边地区的地形地势、水文地理、交通道口，绘制地图。
1902年，“中亚和远东考察国际协会”成立，一个瓜分的狂潮来到。这些考察队从这个荒凉沉寂的地方不断发出惊人的消息，埋藏在这里的文明遗迹和文物牵涉到久远的时代，那些汉简、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文书上的多种文字都暗示着很多被丢失的记忆。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往往着各种探险队、考察队、测量队，从1876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罗布泊考察，50年间进入中国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队大约有42支，其中仅斯坦因考察队就来过4次。
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谴责的主要人物，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关于王道士，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基本来自王道士的墓志铭和斯坦因书中的记录，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探宝时，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称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时，这个温厚的潘震虽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历护照，给他提供的各种帮助却都超出了游历的需求，当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候，只是留下一个不解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去？”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没有获得斯坦因那样的重视。即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名文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
斯坦因把藏经洞文物展示于大英博物馆，向世界宣布了这个密室宝物，紧随其后，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又运出一批，他到达北京时，消息传出，伯希和把随身带着的部分卷子在六国饭店展览。罗振玉每日到其寓所抄录，同时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把剩余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但在运送路途中又遭到一次严重流失，一路上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而窃取的文物无非是拿去求官，或拿着卖钱，或纳入私囊。“文革”抄家时竟还有经卷被抄出。最后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为18箱，整理编号8697号。但敦煌遗书究竟有多少，很难有精确数字。这些封存了900多年的文书、经卷及纺织品、绘画品在1900年被发现时究竟总数是多少，我们在不同研究著述中得到的数字都不尽相同。原因之一是以斯坦因为例的收集整理方式打乱了藏品原有秩序，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导致了很多难以复原的混乱。其二是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尤其是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更使复原困难倍增。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些事实，是为说明，100年前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对中国学界实在是个惊醒，关于历史学的概念从此发生了现代转化。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但在这些历史文献被发现时候，中国学人们大多反应迟钝，不知其历史学的价值。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从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如叶昌炽于敦煌文物;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些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其中3/4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王国维说:对这些神物“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一战”时各国在中国西北的探险考察由于战争而中断，1924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组成了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已经没有足够他满意的东西，他就在石窟剥离下26块壁画，搬走了一尊菩萨像。但这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五四”运动，启蒙了现代意识。华尔纳第二年又到敦煌时，带了两马车用于剥离壁画的胶布，但已经再难动任何手脚。华尔纳被迫离开敦煌的情景与斯坦因第一次离开敦煌时的情景已经有巨大的区别。1928年在学界敦促下成立了古物保管委员会。1930年，斯坦因再次拿到中国考察的护照后，古物保管委员会向南京政府呈文，反对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的旅行，请新疆政府把斯坦因驱逐出境。
正是对古物主权意识的认识之后才带动了对其历史价值的认识。40年代初，画家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因为洞窟中的壁画有很多是多层壁画，绘制于不同年代，而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他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他的愚昧与王道士虽有不同，但性质无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愤怒之至，在给中央研究院的信中说:“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1942年10月，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连载于重庆《大公报》，呼吁将千佛洞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构管理。这个呼吁逐渐化成舆论，到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
1944年元旦，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而藏经洞文书在日后成就了一门敦煌学。
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易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箓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箓，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箓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从《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然而，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另一包则是各种丝绸、绢画、经幡和刺绣，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对于斯坦因来说，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于是，在画着唐僧西天取经图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保存着。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很明显，王道士开始动摇了，他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协定:此事只能他们3人知道;在斯坦因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由于王道士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一方面，他应允蒋师爷给王道士私人一笔款子，高达40锭马蹄银，同时继续诱骗王道士，声称自己将把这些写卷运到印度一家神学院去进行研究，并称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尽管如此，满怀猜疑的王道士仍然把所有的藏卷重新搬回了密室，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
从敦煌到英国：藏经洞流散文物的命运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获取的文物，辗转被运回英国，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文献部分、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梵文写本、卢文书写的归英国博物馆，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其他发现品如绢画、刺绣、木版画、陶器、木雕、钱币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
斯坦因收藏品的考古文物材料，入藏英国博物馆的东方古物部，文献材料则入藏东方印本与写本部，1973年，英国图书馆从博物馆中独立出来，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并入英国图书馆。流散到英国的敦煌藏经洞文物经历了这样的分配变迁后，收藏状况变得复杂，原本是一个整体的经卷文书包裹，被当成丝织品和文书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历经了几次重新编号整理之后，入藏英国博物馆的美术品和入藏印度图书馆的非汉文文献仍保留了以Ch(千佛洞)为首的编号，而入藏英国博物馆的汉文卷子包裹上的原始编号，却在编目时被废弃，代之以S.(斯坦因)的编号。
离开敦煌：复杂的文物流转
斯坦因在师爷蒋孝琬帮助下，获得的箱子，随同他的行程，被送到新疆哈密。在哈密，这些文物又被重新打包一次。斯坦因将接下来的行程分成两个部分，重新打包的文物，交由蒋孝琬负责运送到和田，自己则深入塔克拉玛干继续考察。马继业已经听说了他要回国的打算，为他办妥一切手续。在诸多官员的关照下，斯坦因的离境完全是特殊待遇，他的护照并没有按规定被中国政府收回，而是伴随他一起返回了英国。
继续探险的斯坦因在第二年的3月到达策勒村，派遣他从英属印度第一地雷坑道兵团借来的军官奈克·拉姆·辛格和维族仆人伊卜拉辛·伯克一同东去米兰遗址，将他1907年初埋入沙中的米兰五号庙室遗址壁画仔细摄影，然后全部剥离带回，而他自己西去和田附近考察。但拉姆·辛格在去往米兰的途中，在卡克里克突然患上了青光眼，一只眼睛失明。到达米兰后，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只好在米兰遗址附近的一条小溪旁躺了几天，在伊卜拉辛的搀扶下，返回卡克里克住了一周，之后启程去往和田，与斯坦因会合。
1908年3月26日，独自西行的斯坦因先到达和田，照旧住在巴德鲁丁·汗的家里，这个阿富汗人在和田一带的身份，相当于英国人在当地的侨领，途经此处的外国探险者们，几乎都住在他家里。但拉姆·辛格的失明归来实在是个意外。斯坦因派人用大车将拉姆送往叶尔羌，请当地的传教士医生拉奎特治疗，青光眼在那时属于不治之症，拉姆于是被送回印度，1909年病死在印度老家。
6月9日，由蒋师爷负责运送的文物，用铁皮箱子装着，陆续从喀什到达和田，同来的还有许多用于包装的马口铁皮和锡片，这些是马继业在新疆跑遍了许多市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斯坦因在这里花了整整6个星期，重新打包整理收集品。蒋孝琬帮助整理敦煌文书编目。但令人疑惑的是，斯坦因放弃了让蒋孝琬编织汉文写本目录的计划，在斯坦因后来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有长达150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古物登记目录”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登记目录，唯独缺少了汉文写本目录。
8月1日，运送文物的50峰骆驼从和田启程，前往印度。斯坦因再次和他的收集品分开，两天后，他在山普拉和故友们告别，斯坦因沿玉陇喀什南下西藏高原北部的昆仑山脉，继续他的地图测量工作。9月23日，斯坦因的双脚被冻伤，只能放弃考察返回，越过中印边境上的喀喇昆仑山口，回到英属印度一侧。10月14日，斯坦因在拉达克首府列城的教会医院里接受手术，将右脚指头全部截去，半个月后出院，11月13日抵达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
东渡英伦：震惊西方的珍奇
1908年12月1日，脚伤还未痊愈的斯坦因南下印度本土，在加尔各答收到了明托勋爵的热情宴请。饭局陪同者身份同样显赫，是印度政府的各部长。斯坦因借机顺利办理了回英国安置文物的相关手续。圣诞节后第二天，12月26日，斯坦因在孟买登上了返回欧洲的邮轮。先于他离开和田的那93箱文物，此前已经用马车、火车辗转从克什米尔运往孟买，再用邮轮运回英国，一路由印度政府派专人负责保护。
1909年1月21日，斯坦因到达伦敦，铺天盖地的荣誉已经在等待着斯坦因。1月22日，路透社记者福雷德里克采访了斯坦因，随后英国几乎所有报纸都于1月23日采用了这篇采访稿。1月30日，《插图版伦敦新闻报》评选出15大探险家，并且刊登画像，斯坦因荣登榜首，斯文赫定位列15。
回到英国后，斯坦因在牛津和伦敦之间往返，文物不久后到达，他有大量的重新整理工作需要完成。1910年6月，在斯坦因的安排下，英国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敦煌文物展，主要是为了在欧洲范围内征集整理考释方面的合作者，参观这次展览的人也只限于学者圈子。巧的是，在1910年3月到1911年1月间，中国出版家张元济正在进行环球旅行，成为最早在海外得见斯坦因收藏品的中国人。
张元济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章京，因参与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继而在上海致力于文化事业，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1910年5月4日，张元济到达行程的第一站伦敦，但此前他根本不知道斯坦因的中亚考察，也失去了参观第一次敦煌文物展的机会。幸运的是，10月26日，张元济在法国参观了伯希和的收集品，在与伯希和交谈中，得知了斯坦因事情，于是重新返回伦敦。11月4日，他在伦敦致信斯坦因，请求查阅他的收集品并商量堪布四部书事。张元济发现斯坦因收集品中的书籍不如法国多，而佛经和其他文物远多于法国。
藏经洞文物的英国命运
1907年进入藏经洞的斯坦因留下了对当时文物存放状况的记录，洞中所有的材料原来都分包在两种包裹皮之中，一类被他称为“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1050个装有汉文卷子的包裹，80个藏文卷子包裹。另一类被他称为“杂包裹”，包着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鹘文、粟特文卷轴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废纸、木棍等。
藏经洞出土的这些绢纸绘画，也被认为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华之一。早在1921年，斯坦因本人就选取其中的精美绢画48幅，用彩色和黑白照片影印，辑成《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在伦敦出版。书前附导言，概述了这批绘画作品的内容和艺术价值。在1918年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中亚古物博物馆瓜分这批美术品之前，任职英国博物馆的魏礼开始编撰《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作品目录》，本书编成时，这批绘画品的分配方案已经出笼，所以，该目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英国博物馆藏品目录，第二部分为德里古物博物馆藏品目录，共著录绢纸绘画、板画、刺绣等500余件，对每一件绘画品的内容都做了详细描述，抄录上面的汉文题记并译成英文，还简记其颜色、质地、大小以及研究文献。书后附录的是两件纸本绘画背面所抄的《甲戌年四月沙州邓庆莲状》和《乾德四年曹元忠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的英译文。此书于1931年出版，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研究敦煌写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后，留存在英国博物馆的部分美术品由韦陀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编成《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收集品》，共3卷，第1卷为敦煌绢画，第2卷为敦煌10世纪的大幅绢绘，以及纸画和木板画。第3卷为染织品、雕塑、壁画等，除开敦煌文物，还有新疆各地的收集品。
这些绢画上的题记、纸画旁边或背面所写的文字，往往有重要的文献材料，与莫高窟内的题记和敦煌其他写本文书的价值等量齐观。而在所谓的织染品中，有一些绢质的经帙，原本是和藏经洞的写经放在一起的，同样是研究敦煌写经时不容忽视的一组材料。根据研究者荣新江的考证，斯坦因的收集品进入英国博物馆后，因为东西太多存放条件欠佳，斯坦因建议将部分文物存放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产权仍归英国博物馆。1991年荣新江辞官去往考察，那里保存有绢画、经帙和许多丝织品的残片，有些还比较完整，但未受到艺术史家们的重视。
斯坦因3次中亚考察所获的文献部分，也经过了复杂的编目，尤其是其中的汉文写本部分，这工作最初由伯希和负责，由于“一战”爆发而停止。英国博物馆的翟礼思接下来进行了藏经洞汉文文献的初步系统编目，废掉斯坦因原先的Ch号，而以S号取代，S编号的写本最初只有8000多号，1953年到1954年英国博物馆制作缩微胶卷的时候，编号只到S.6890。近年来，已经归属到英国图书馆的写本，经由修复部整理，陆续从敦煌绢画、写本、经帙等已经编号的文物或者文献上，揭出许多残片，S编号已经增加到1万多号。荣新江比较后认为，S.6890以前的写本较为完整，有不少长达10米以上，而此后的写本较残，大多数为一两尺长，许多只有巴掌大小，最后百余件实际只有一个或半个字。所以他认为，有些学者总想统计出敦煌写本究竟有多少，或者想比较哪一处藏家藏品最多，这其实都是无法做到的，从斯坦因编号的文书来看，有的1件长卷，比100件碎片的分量还要大，它们是无法用编号多少来比较的。
英藏敦煌文献的系统编目
S.1～6890编号的缩微胶卷公布之前，能够大量使用这部分材料的学者很少。致力于敦煌学中国的研究者们也试图重新做英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1987年8月，中国学者与英方合作拍摄、整理、研究、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的国际合作项目开始启动。历时8年，1995年5月，大型图集《英藏敦煌文献》的14卷图版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齐。这套定价万余元的图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反映英藏敦煌文献最清晰、最完整、最准确的图版本。
时任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的宁可教授，在文献编撰过程中承担的任务，是查阅英藏所有敦煌卷子，筛选出其中的非佛经汉文文献以供拍摄。他也被称为“阅尽英藏敦煌文献的第一人”。《英藏敦煌文献》中，佛经写本占到了绝大多数，宁可估计是95%，但剩下的5%非佛经的整理同样是庞大的工作，这个庞大的筛选工作基本集中在半年完成，其间宁可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英国图书馆的恒温恒湿书库里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展开那些古老的写本卷子，大致阅读，并做出相应的记录和判断，然后将卷子重新卷上，并用白纸再包裹一次，放回原处。这是英国方面提出的一项保护写本的附加工作。宁可说，一开始还试图将每个卷子通读上一遍，记下主要内容，后来发现工作量太大了，时间又紧，根本不可能完成，只能将阅读变成粗线条，对有疑问的卷子留下简要记录，所有记录只能用铅笔写，防止任何意外的溅墨损害到写本。即使这样，每天最多也只能翻阅100个卷子左右。大量的阅读翻检中难免存在遗漏，成书后的筛选和校对工作后来又耗费了许多时间。
敦煌文献中的世俗文书，被认为是最有史料研究价值的部分。翟礼思的目录中曾经分为22类，宁可亲见的这些卷子也印证了敦煌在吐蕃占领之后，切断了和中原的联系纸张供应紧张的史实。许多卷子上正面反面甚至页面空白处记载了不同内容的文字，能够印证史实的，包括废弃的大量唐朝官文书被用于抄经，甚至裱糊经帙或者残破的经卷和绢画。于是许多佛经等书籍的背面、裱纸和各种备用纸上，留存下数量丰富的公私文书。有一些甚至是传世文书中所佚失的典籍断片。
1988年，第一次展开古老的敦煌藏经洞写本，宁可完全被震撼住了，此前他在香港地区也看到过被称为敦煌写本的佛经卷子，但总疑心是假的。现在，亲手触摸到这些历史的遗迹，是难以描述的幸福，“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还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也很精美”，他记忆很深刻的一卷北朝经卷，“有12张纸，各种颜色，蓝、粉红、黄、藕色……纸张很硬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不过这种卷子不多，他只看到了两三个。还有一些卷子“的确很烂”，或者在展开的过程中就出现残破，或者展开后发现，里面夹杂着小草根、沙粒等杂物，“只是原因不明，不知是存放于藏经洞时的原始状态，还是后来斯坦因辗转运送这些文物途中造成的”。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据斯坦因记载，王道士以一种“懊悔沉痛”的口气对他说，他为当时没有把全部藏经一次交给他的举动感到歉意，这些流散对于他一生的功德和当地捐助者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直到斯坦因、伯希和两次盗劫，其余敦煌文书不断地通过王道士之手，经各级官员收藏者之手四处播散后，清政府才对这批国宝有所重视。1908年6月，清政府责令敦煌知县与王道士“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存，毋再遗失私卖，致于咎戾”。但王道士的私买活动并未停止，当1909年敦煌文献运送北京时，仍然有许多经卷被他扣留。因此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前往敦煌考察，以及后续的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王道士仍然能利用自己私藏的藏经洞文献继续自己的“功德”。
1909年夏天，伯希和经日本汉学家、典籍收藏家、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介绍，在苏州胡同的寓所里见到了罗振玉，为其展示了所获敦煌文献中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10余种，并送给他一些敦煌文献照片。这些珍贵文献使罗振玉大为惊奇，如获至宝，立即就伯氏所带的部分经卷写了一份提要——《鸣沙山石室秘录》，刊入《国粹学报》，又将这些残卷影印，编为《敦煌石室遗书》。同时，罗振玉听伯氏介绍，得知敦煌藏经洞中尚有卷轴8000余卷，便立刻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实君，托其将劫余文书购送北京学部，并拟好电文上呈学部堂官，电文中说明购买经费先由陕甘地方政府垫付，然后由学部偿还。电报发出一月后，甘肃省就复电学部以及京师大学堂，报告以3000元价格购得所有8000卷文书，然而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以没有预算以推脱，身为农科大学总监督、学部参事官的罗振玉一再坚持，甚至要求以个人薪俸抵偿，终于使学部左丞乔树楠于8月22日下令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所有8000卷敦煌文献归属学部。
然而，运送上路的敦煌文献所遭劫掠仍然没有终止。从甘肃押解经卷至北京的是受学部委托的新疆巡抚何秋辇。当车队抵达北京时，何秋辇之子何震彝先将大车接至其私宅，约同其岳父，曾任国史馆协修、内阁侍读学士的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将残卷中上品悉行窃取，然后又把剩余卷子中较长者，截割为数段，以充8000卷之数。由于李盛铎精通版本目录学，所得多为佛经之外的四部典籍、景教文献以及公私文书，其数目质量都堪称私藏收集者中魁首。根据其自己编录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他收藏的敦煌写本共有432号之多。30年代中期，这批卷子被其子女以日金8万元出售给日本东方学专家羽田亨，根据谢惟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现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敦煌文献，大多为何氏旧藏。其目录即为“何彦升秋辇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六种”。而李盛铎之收藏一小部分收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后辗转至台湾地区，其余部分也卖到了日本。
对于这些情况，无能为力的罗振玉也在《鸣沙山石室遗书序》中悲伤地承认，这些文献“比至运京，复经盗窃，颇留都市，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学部侍郎、满人宝熙曾以此上奏，但因为当时武昌起义，根本无法查问，只把押解人员江西人傅宝书关押以抵罪。后傅本人经何震彝通过学部总务司行走吴昌硕疏通关系，关押一年后释放，而运送到京的敦煌文书在几经周折后，最终于1910年11月正式落户京师图书馆，由此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序幕。然而中国第一代研究者们更多地还是要依靠来自英、法同行的照片与影印件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然而，对于千里之外，身处敦煌的王道士来说，他的痛心与陈寅恪、罗振玉完全不同。鉴于王圆箓狭隘麻木的头脑，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经卷流失的真正含义，他感到痛心的，是周围所有人对他“功德”之举的不理解，以及这些文献散失对他信仰的打击和官府的贪婪。1914年，当斯坦因再次到敦煌时，王道士“像对待一位老施主和香客”一样接待了他，告诉他，他“捐献”的所有款项都已经用于庙宇修缮，而朝廷拨下来的银两，则被各级衙门克扣中饱，学部所发的6000两银子到了自己手中，不过300两，而这些珍贵的经卷后来却不断在新疆、敦煌的市场上流传，可见官府对于这些文献的保护很马虎。根据斯坦因的记载，王道士以一种“懊悔沉痛”的口气对他说，他为自己当时没有把全部藏经一次交给他的举动感到歉意，这些流散对于他一生的功德和当地捐助者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随着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最后一次造访的结束，空竭了的藏经洞和王道士本人似乎都被人所遗忘，也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详细说明他的境遇和心情。唯一可以了解到的是，从此刻到1931年6月3日，王圆箓生命中最后的7年是在周围的责难和冷落中度过，每年四月六日的佛诞，他都要借故离开自己经营了半生的道观去云游，仿佛是在回避什么，直至他带着惶恐和疑惑被自己的徒弟送进那座墓塔。
俄罗斯敦煌文物的家底
俄国人奥登堡的敦煌之行是在斯坦因首次进入敦煌的7年之后。对于敦煌，俄罗斯人是姗姗来迟者，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掠夺中亚和东方艺术品的过程中，俄国人却是个大赢家。
这一切得益于俄国考察队领队奥登堡院士。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藏敦煌艺术品的家底
“俄罗斯的敦煌艺术品主要存放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前往俄罗斯之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会长柴剑虹先生告诉记者。在艾尔米塔什访问考察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院远东部吴欣博士介绍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实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中最小的一个，前三名分别是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位于该馆三楼西侧的中国馆其实属东方部，那里除了中国文物，还收藏有大量中亚、中东、近东和远东许多其他国家的文物。敦煌厅并不是经常开放，博物馆东方部鲁多娃博士解释好几个中国艺术品展厅不开放原因是“博物馆经费不够，不能给全部房间提供供暖”。
“博物馆东方部的敦煌收藏品全部都是奥登堡从敦煌带回来的，主要部分是1930年7月和1931年11月，从苏联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进的。1977年2月，大部分绢画和纸画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转移过来。”俄藏敦煌文物的历史和脉络，非专业学者很难弄清楚。80多岁的鲁多娃博士是当今俄罗斯为数不多的敦煌研究者之一。她在1943年从圣彼得堡东方系毕业后一直在艾尔米塔什从事研究。俄罗斯的敦煌文物(奥登堡搜集品)虽然全部在圣彼得堡，但是几十年中，不同种类的文物存放地点和机构却多次变动，因此奥登堡带回来的敦煌藏品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多年来一直不太清楚。
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提供的资产清单上，敦煌藏品一共是357件，但实际数量少于这个数字。鲁多娃解释说，那是因为在修复过程中有些残片被拼成了一件。在敦煌收集到各种文物后，奥登堡把他的每一件搜集品——无论是一个完整抄本还是一块沾满黄土的泥块或被熏黑的纸片——全部编号。他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沿用了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开创的敦煌石窟编号，完成了对当时敦煌石窟的全部编号。奥登堡搜集品的全部，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抄本，大部分出自18个敦煌洞窟，其中13个目前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其余5个洞窟目前还没有和敦煌研究院的编号对上，因此某些文物来源至今不清楚。不过鲁多娃说，几十年来奥登堡藏品没有什么散失，目前除抄本外，所有俄藏敦煌艺术品——其实是奥登堡两次中亚考察的搜集品总和——都被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包括佛幡、麻幡66件;佛教绢画断片137件;写本佛教会画断片43件;塑像24件;织物38件;写本残片8件，一共316件，“最主要的珍品都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里”。
1914年奥登堡抵达敦煌时，大宗的敦煌文物已经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来得早却不懂中国文化的斯坦因拿得多，来得晚但精通汉学的伯希和拿得精。奥登堡和他的考察队开始搜集敦煌洞窟内残留的文物。那些已经脱落断裂成碎块的壁画，已经被践踏成泥团硬块的绢画和丝绸被考察队一一清理出来，带着洞内的泥土和尘埃，全部装箱带回了俄罗斯。鲁多娃博士认为，这正是奥登堡的最大贡献之一:由于他是站在一个科学工作者而不仅是文物收藏者的角度，因为他把那些被其他国家搜集者抛弃的文物尽可能地全部搜集起来。
直到30多年后的1947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最好的文物修复专家才开始在博物馆的大型绘画工作室内，开始时至今日尚未结束的修复工作。鲁多娃让记者看一幅公元8世纪唐代《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就是一件被修复的珍品。从现存残件看，这幅绢画原来面积相当大，如今只剩右下角不足1平方米的不规则残片。尚未丧失颜料层的丝绸上画着靠近池塘的一组菩萨像和4个男性供养人。供养人的官服“垂脚蹼头”，显示出典型盛唐时期的服装样式和色彩。“从这幅画你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唐代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鲁多娃说，这幅画是她亲自修复的。从当年箱子内的8团干硬的碎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前后用了差不多10年。
一件文物的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正如这幅画，不仅让后人直观了解唐人对于佛教的信仰之风，更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中国绘画风格的实物——事实上，唐代绘画的原本至今已极为罕见。作为唐代文化研究者，鲁多娃相信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唐代存在一种独特的肖像画，这种绘画表现形式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的画家顾恺之，以及公元6世纪色彩理论家谢赫的观点。顾恺之曾经说过:“凡画，人最难。”谢赫“六法”中认为“第一气韵，生动是也”，人的气质和内心是最能够体现人物画精神实质的。这幅《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被鲁多娃认为是艾尔米塔什敦煌艺术的珍品，“这反映出顾恺之影响和风格的唐人肖像画，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唐代画风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绘画艺术”。
在艾尔米塔什接受莫高窟唐风中现实主义的源流令人惊奇和兴奋，因为飞天这类佛教艺术品似乎代表了大多数人对于敦煌艺术的印象。为此，鲁多娃提醒记者关注玻璃橱窗中两件护法兽塑像的价值。据奥登堡考察记录，这两尊高约1米的塑像出自莫高窟初唐时期321洞窟主龛的两侧。1942年鲁多娃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注意到它。“因为这种护法兽塑像和中国传统的‘镇墓兽’，以及传说中的麒麟区别很大。塑造方式基本采用写实手法，而没有魏晋隋唐时期同类雕塑中夸大头部的手法。在卫国战争中，许多文物被运到西伯利亚。由于干燥和搬运造成很多陶器和壁画干裂。这两件护法兽塑像由于用泥土塑造也曾产生干裂，我们最后用纱布把它捆扎起来灌入胶水等材料，最后终于修整复原。”鲁多娃说。
世界敦煌学家如今已公认，虽然从欧洲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物看，尤其在艺术品方面，俄罗斯藏品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你看看这个”。
鲁多娃指着玻璃橱窗内另一个男性泥塑头像。这个造像猛看之下好像一个菩萨头部，其实却是一个写实作品。身躯已经永远遗失，脸上却拥有菩萨一般慈眉善目的从容，是奥登堡考察队在莫高窟内最值得自豪的发现之一。鲁多娃示意记者蹲下来仰望这个唐代男子的面容。“你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眼珠，他的嘴唇线条非常细腻，发髻用一种从没有见过的方式盘在头上。”鲁多娃让记者膜拜她所赞叹的这件“伟大的中国作品”，因为“在世界所有其他博物馆的敦煌艺术品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头像”。
东方学研究所：浮出水面的俄藏敦煌抄本
相对于为数不多的敦煌艺术品，奥登堡敦煌搜集品中更大部分是敦煌抄本，主要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边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对敦煌学者来说，这是比俄藏敦煌艺术品更神秘、更渴望一窥的收藏。
“敦煌文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学者可以通过文书复原历史原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博士吴欣说，“中国过去的历史着重考据，主要依靠正史。但随着20世纪考古的发现，需要从考古的方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论证法。敦煌文献就证明了二重论证。它提供了二十四史中没有的，先获得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和毫末。能最直观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生态。而敦煌便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吴欣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中亚粟特文化。在她看来，粟特民族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文字书写的粟特文信件，被称为“粟特古文信札”。这些信件是在武威(凉州)和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的贵人的书信，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这些写于公元312年前后西晋时代的信札有两封是从敦煌寄出的，证明了敦煌和另一个发信地点武威都是当时粟特商人居住的地方。“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的另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明我是谁。”吴欣说，他曾经前往著名的粟特文化考古专家鲍里斯·马尔沙克在土库曼斯坦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让他们的国家找到了文明的源头和自信心。
柴剑虹先生的引见和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的接待让记者有机会一窥敦煌文书原件，条件只有一个——不能照相。进入抄本收藏室厚重的木门，必须先按一下远在门厅之外另一扇大门上的电铃，之后才会有一个老太太开门。收藏室中是一排排密密匝匝的柜子，两排两立方米大小的木箱子。敦煌抄本和其他来自中国黑水城和吐鲁番的文书抄本都存放在内。
波波娃介绍，东方学研究所所在地的前身是俄罗斯亚洲博物馆。苏联时代这里是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图书馆，直到1956年东方学研究所才搬到这个楼。楼内虽然古老陈旧，但至今仍显得豪华优雅。收藏室内是一个内两层楼。中间的厅大而高，靠南的一边还有一个二层内阳台，似乎原来是一个华丽的舞厅，厅内那虽然陈旧但依旧华丽繁复的枝型大吊灯便是佐证。“这个房子原来是普希金时代沙皇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的府邸。”管理员老太太说，收藏室正是当年的舞厅。“我们查阅敦煌写卷在东方学研究所一楼的大厅里——据说是沙皇亲王宫殿的浴室改建的，现在成了会议室。”潘重规先生1973年来东方学研究所寻访敦煌抄本后曾经在《列宁格勒十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主人唯一保留的信息是当年的生活照片，安静而不起眼地放在一排存放资料的大柜子前。
查阅前的工作是借阅两本敦煌抄本目录。陪同记者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亚丁教授师从著名的敦煌研究专家项楚先生，正好在圣彼得堡访问研究。刘教授特别指出敦煌文献编目的重要性在于，不但能了解俄藏敦煌文献的家底，也是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索引，因此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多年来一直被世界敦煌学者所关注。管理员提供的两本目录由俄罗斯敦煌学者孟列夫在1962年编撰。从“目录”中可以看到俄藏抄本大部分是佛教经典，刘亚丁说，这正是俄罗斯藏敦煌抄本的主体。此外还有大量世俗文书，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论语》等。还有很多是公文和普通人的杂写。相对于佛经，世俗的文书往往能够提供更加细微、并且正史所缺乏的历史信息，因此更有价值。
记者见到的抄本原件中有一张47个字的《左传》残片，“昭其数也 火龙黼黻 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 昭其物也 鸾和铃 昭其声也 三辰旗 昭其明也 夫德俭而有度 登降而有数”书法流畅，笔法似赵孟《道德经》。相比今天通常看到的《左传》文本，这个不知道是何年代的残片中只多了最后一个“而”字。所以刘亚丁教授说，更有价值的是另一些杂写。比如写有“箭五支 刀一口 镜子一面 香炉并案经 中香一两 干鱼鹿脯 鹿角一具 牛骨一具 羊骨一具”等文字的杂写。似乎是某寺庙或家庭在节日或祭祀时采买的清单，让后人得以了解当时居民常用的多种生活用品。这正是中国的正史中缺少的信息。
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女士说，经多年清理研究，俄藏敦煌抄本目前确定的数量约是1.8万件。“每个目录有一个俄藏编号，每个编号都是唯一。简单说，哪怕一个文书碎片，或者是只有一个字的一张纸片，都会有一个单独的记录。”编著目录是一个艰苦而艰难的过程，柴剑虹说，苏联之所以直到60年代才逐渐公布敦煌抄本的目录有各种原因，最关键是“二战”之后敦煌学研究人员的缺乏。“正如孟列夫博士所说，俄方1957年开始编写此书时，全力以赴者，实际只有他一个。其间虽然参加过几人，并不固定，时编时停，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他和丘古耶夫斯基二人。”自1962年孟列夫完成最初2本编目后，时至今日正在进行的还有3本。波波娃说，这5本目录包括5000份左右的卷子，但也只是全部15本抄本目录的三分之一。正如波波娃自己介绍，后续敦煌目录出得如此之慢，原因是东方学研究所内目前除了她以外，只有她的两个博士在进行这项工作。而她本人虽然是孟列夫的学生，专业却并不是研究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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