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闻博客

中国经济创造奇迹 却未能造就伟大的经济学家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宏观经济跨期权衡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对经济学知识有一定兴趣的人，对菲尔普斯的建树并不陌生。在翻译介绍到我国的西方经济学通俗教材中，最具影响的有两本，近年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早先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讲述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认识演进时，它们都介绍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及其修正，而举斧修正正是菲尔普斯的大功所在。

　　1958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分析英国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的原理。后得到萨缪尔森等用美国及他国的经济数据验证的支持。菲利普斯曲线的诞生，给各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相机抉择的“菜单”：扩大总需求，能减少失业，代价是通货膨胀更甚；紧缩总需求，结果相反。

　　10年后的1968年，菲尔普斯修正了似已铁板钉钉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坐“跷跷板”只在短期内成立，对长期而言，通货膨胀预期会起作用，即无论通货膨胀率为多少，失业率终归会趋于一个由劳动力市场状况决定的自然率。由于社会经济复杂多变，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认识，菲尔普斯当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谛，与时俱进的后来者还将超越他，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菲利普斯曲线诞生近五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妙的去粗趋精演进史。菲尔普斯站在菲利普斯肩头、他的肩头又会站上其他经济学家。每个经济学家的贡献，可谓成果不同、大小有别，但他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却一以贯之，毫无二致。科学精神，是菲利普斯曲线诞生及被修正的美妙灵魂；诺贝尔奖所褒奖的，正是科学精神。

　　不由得想到总是身处是非漩涡的我国经济学家。不久前的一场风波，是去年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一语惊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也有不少人指责，经济学界不乏“把太少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者。这些言论无论是否过激，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我国，并未造就举世公认的经济学家。美妙的菲利普斯曲线所凝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褒扬的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也应该是我们经济学界不懈的追求。经济学是科学而非辩术，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是在“利益磁场”把学问做成“橡皮泥”的那种，不是在镁光灯下指手画脚、左右逢源、横竖有理的那种，而是以独立思想、科学精神去探索经济现象的本质并致力于贡献经世济民学理的那种。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带给我们的收获，应该还有这方面的反思。
 
相关评论：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最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颁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10月10日新浪财经)。看了这条新闻，我心中不由得浮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想让中国的经济学家发窘(实际上，也有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早就应该获奖了)，而是出于这样一些理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非常彻底地尝试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增长。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其丰富的，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这都是一座超级富矿，同时，经济学又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最受重视的学科——有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仍然不能拿出足以竞逐诺奖的理论成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那么，中国经济学家究竟为什么始终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从近二十多年来他们的言行看，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当成了神学来信仰，不敢对其稍有怀疑和批判。而怀疑和批判乃科学之魂，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发现和创新，当然就与诺奖无缘。

　　举个例子：价格的变化会导致需求的变化，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但这条原理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而且所“需求”的也不能是生活必需品。但到了中国，这些条件都被忘记了。比如每年的春运，火车票都会紧张，怎么办呢？有经济学家就出来献策道：涨价！这会导致对车票的需求下降，一直涨到旅客流量和平时的月份相当，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种态度就是对神学的态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至于春节对中国人的意义，亿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不能回乡与亲人团聚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了；

　　据我所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无一不是那些敢于对人们深信不疑的经济学教条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比如今年的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就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看似天衣无缝的原理提出了挑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结果因此获奖。

　　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走得太近，失去了学术研究时应该具有的超然立场，自然也就无法接近真理。

　　比如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过一条“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振振有辞地论证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也不可能经营好。但问题在于，这条“定理”虽然可以为现有的企业管理层通过“MBO”瓜分国有资产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持，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像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这样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得相当不错？也不能说明，在中国这样“家族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私人企业主由于无法信任家族以外的人，而无法真正将企业做大做强，那么中国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像这样漏洞百出的“定理”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青睐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能端正学风，尽快改掉这两条坏毛病，那么对他们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将永远是镜中月、水中花。当然，他们不能得到诺奖并不要紧，但他们所极力鼓吹的有害教条，却有可能误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才是最让人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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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club】【访问统计:】【2006年10月12日 星期四 21:39】【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