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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富人“超生”现象:金钱是唯一“护照”

关键词： 富人    超生    计划生育                                          

　　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破坏社会整体公正，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南方日报》与香港《信报》关于中国内地超生现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超生新贵”的文章刊发之后，内地马上形成一场大讨论。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本应得到所有人的遵守，富人却凭借着经济实力，使金钱成为超生的惟一“护照”。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人认为“超生不能成为富人的特权”，一旦成为特权，势必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导致人们对计划生育合理性的怀疑；有的人却认为，超生并不是富人的特权，富人只是拥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源，有能力逾越政策设置的障碍。

　　富人超生与以往的穷人超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富人超生的因由又是什么呢？在富人超生受到社会猛烈抨击之时，本报记者走近富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超生理由。

——富人超生六种方式　

方式一：伪造孩子天生疾病的证明

　　“我的孩子是有准生证的，”深圳的蒋先生并不讳言他获得第二胎准生证的原因，原来是他通过关系找人开了证明，证明自己的孩子得了先天疾病，符合再生二胎的要求。

　　“当然，找关系也是要花钱的，成本不比缴纳社会抚养费低，关键是孩子是名正言顺出生的，上户口时省却许多麻烦。”

方式二：利用高科技　借腹生子

　　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介绍说，在沈阳，某私企老板通过代孕中介将受精卵植入某大学女生的子宫，花费15万元，于2005年5月得到一子。

方式三：假离婚　多生合法化

　　同样是在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多生孩子，先和妻子离婚(已育有一子)，按《辽宁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与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又离婚，与另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位富人先后三个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所谓不违法的“超生”。

　　此外，有的人搞假离婚，暗中还保持夫妻关系。有的人甚至利用包“二奶“，与之建立攻守同盟，实现多生。

方式四：花钱“买”二胎准生证

　　“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38岁的陈林，在广州经营一家大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在广州，家境殷实的人家不在乎花钱，” 在广州基层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位计生干部告诉记者，广东去年7月22日通过的有关条例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重新做了规定，就全省平均而言，对违法生育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在城镇、农村分别加重了约43%、24%，对重婚者加重了157%；对于高收入者，除了照缴前面所说的社会抚养费外，他还必须缴纳其收入超出部分一至两倍的社会抚养费。

方式五：到香港去生小孩

　　陈先生在深圳自己经营的工厂生意一直不错。为了能多生一个小孩，他和妻子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妻子的预产期临近的时候，就办理了去香港的双程签证。在香港生，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户口，这样既没有占用他和妻子户口所在居委会的准生指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而且还可以不被收取任何的罚款。

　　“到香港去超生，是现在很多家境殷实的人的一种做法，因为到香港生一个孩子，全部的费用大概是5万元左右。”在深圳基层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位计生干部这样告诉记者。

　　据介绍，在珠三角一些地区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按季度查环查怀孕的统计结果显示，符合准生要求出生的孩子的数量小于申报户口的。“那一部分没有申报户口的，基本上都是等到临产前到香港分娩的。”

　　对这种情况，因为香港和内地法律的不同，无法判定其违规。“钻了两地法律的空子。”

　　香港政府因为目前很多内地人到香港医院生小孩，占用了香港人的医疗资源，而于今年特别修改了法例。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建议向内地孕妇收取最低收费2万元，包括 3日两夜的住院费。此前内地孕妇在香港医院分娩只需 3000元即可。

　　“就是按照香港新的法例来计算，在香港生一个小孩的全部费用，大概也是5万元左右。这对于那些想超生的富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承担不起的开支。”这位计生干部如是说。

方式六：到国外去生小孩

　　史岚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介绍，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和外国人结婚但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超生的有效挡箭牌。

——富人超生五大特点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超生新贵’的数目远远比不上‘超生游击队’，但其负面影响却远远大于后者。” 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曹景椿曾以沈阳为基地，对富人的超生现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率先提出了要严惩包括富人在内的特权阶层的违法生育行为。

　　他指出，富人超生的行为有五大特点：隐蔽深、躲藏快、手段高、查处难、代价大。

　　隐蔽深是因为富人居住在深宅大院或豪宅，一般的孕情查访，根本查不到他们；另外，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也不易觉察。他们利用经济实力，可以不断地买房卖房，躲避计生工作者。

　　此外，一些人为了多生孩子并逃避法律的制裁，给超生套上了合法的外衣。如近年来，有的采取和境外人士结婚或自己获得外籍，有的给自己的妻子办了多国护照，在国外生育以逃避国内严管。这些人还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子。实现所谓不违法的“超生”。

　　曹景椿认为，目前，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已成为很多城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

　　据他的初步分析估算，仅辽宁省的富人阶层就有近300万，占总人口的7.1%，占城市人口的11.6%。通过第五次人口普查，沈阳市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在2000年以前，发现和查处共76例。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在全市共查处富人阶层违法生育16例，2003年10例，2004年16例。三年累计42例，是过去十多年累积的55.3%。反映出数量增加、范围扩大、情况更复杂的趋势。

　　“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一旦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曹景椿认为，违法生育者缴纳“社会抚养费”，是控制违法生育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绝不意味着有钱就可以多生。社会抚养费的实质是因违法生育侵犯了国家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受到的经济和道义上的惩罚，它只承担了部分社会和经济责任。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计划外生育是一种处罚，但孩子是无罪的。虽然目前少数富人的超生不会对整体的人口控制产生太大影响，但会破坏社会整体公正，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如果金钱成为超生有效的‘护照’，”专家认为，那样的后果只能是一个社会变成了两个社会：一个是穷人的社会，各种权利和自由是镜中月、水中花；一个是富人的社会，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至于解决之道，有关专家认为，可以考虑参考征收累进税的模式，对不同的收入水平的超生者增收不同比例的“社会抚养费”，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增加刑事处罚。

——富人超生到底都有哪些理由呢？

超生成为身份象征

　　富人超生，除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外，一些有钱人竟把多生孩子看作与名车、豪宅一样的身份的象征，是“富人圈”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的新标志，是家族兴旺、儿孙满堂的完美结合。有的富人之所以要再生一个男孩，是为了继承万贯家产。
 
　　也有的富人认为，自己交了社会抚养费，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因此就心安理得，认为合理合法。在他们看来，因为有钱而转为有权来多生，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的富人甚至提出建议，让先富起来的人生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有抚养子女的优越条件，对国家和家庭都有利。专家却认为，这是典型的“富人圈”的代言人、传声筒，是特权阶层违法生育的辩护词。

“为孩子找个伴”

　　下海之前，李先生是河北某县交通局的局长。

　　李先生30刚出头，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今年上小学四年级，小女儿上幼儿园大班，儿子还不满一周岁。当记者问及超生两胎被罚了多少钱，李先生只笑不语。很快，他将话题转到了为什么要超生上。

　　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城市家庭的独生子女增多。李先生是独生子，自幼和玩具一起长大。在他的记忆中，父母总是很忙，每一天都是他孤单单一个人玩。带自己的奶奶年纪大了，只能在自己饥饿的时候喂自己一些吃的，或者收拾自己破坏的东西、自己制造的残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上了学，在学校里，他和同学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放学后，却又要面对自己的孤独。

　　在那种日渐封闭、邻居与邻居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里，李先生说孤独就像一颗肿瘤长在了心中，慢慢侵蚀着自己，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女儿在沉默时表现出的孤独感触动了李先生的心。跟妻子商量之后，他们生了第二个女儿。

　　之后，李先生索性又要了第三胎。这次，除了给孩子找个伴之外，李先生还有一个愿望——实现男圆女足，有男有女才是好。李先生称想要团团圆圆，想要给孩子找个伴的并非他一人，在他的朋友圈子中，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愿望。

害怕老年丧子　彼时已无能力再生

　　其实，在很多人心里最不愿意说，但是又最担心的，还有潜意识中的一种担忧。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疾病、灾害、交通事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孩子头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在如今也并不鲜见。假如只是个独生子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失去了，届时已无能力再生，将情于何堪呢？

　　“彼时也许惟有凄凉度余生了。”李先生慨叹说。

因“包二奶”而超生

　　林苏，今年24岁，六年前闯荡北京时偶然认识了经商的潘先生，颇受潘先生的青睐。两个月后，林苏正式和潘先生生活在一起。两年前，林苏为潘先生生了个儿子。

　　2005年11月14日下午，北京某咖啡馆。

　　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林苏娉娉婷婷地走了进来。她是个不折不扣受人欢迎的美人胚子，用男人的话评价是：不是最漂亮的，却是最养眼的，跟她在一起就是——舒服！潘先生也是看上了林苏这一点。

　　潘先生，福建人氏，今年42岁，18岁时便在商场上打拼，22岁与本村的一名女子结婚，育有一女，今年已经16岁。在与林苏的交往中，潘先生是亮明了自己的身份的。林苏称自己也是真的喜欢潘先生，潘先生给了她生活上的一切，对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2002年底，林苏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发现令她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做母亲了；忧的是曾经答应过潘先生不要孩子。这个消息也给潘先生带来了烦恼。林苏一反往常的温顺，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而潘先生则坚持不要这个孩子。因为意见相左，两人的关系一度到达冰点，直到儿子的降生才改变了这种局面。骨子里，潘先生还是喜欢有个儿子，林苏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林苏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

　　林苏的儿子是在北京密云某医院出生的。因为没有准生证，林苏托朋友找了关系到密云把儿子生下来。现在儿子两岁了，还没有上户口，但是林苏并不担心这个问题，潘先生已经提前把儿子的留学基金准备好了，等儿子到了适合上学的年龄，他们就把儿子送到国外。

　　潘先生的生意主要在北京、深圳、香港三地，林苏跟着潘先生往来于三地，结交的大多是潘先生生意场上的朋友，此外，便是像自己一样身份的女人。也许是只有女人才更懂女人，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在甘心做别人的“二奶”之初，大都有约定不要孩子，之后却都想生个儿子，一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二来也是为自己挣张“长期饭票”。男人出于对女人的宠爱和依赖，无奈之中接受了有孩子的现实。毕竟“血浓于水”，孩子便成为两人之间的一条纽带。

“没有儿子，抬不起头来”

　　再三确认记者不会署他的真实姓名之后，张先生开始讲述属于他自己也属于许多人的故事。

　　张先生出身于广西某农家。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从一个泥瓦匠到小包工头，再到现在的某建筑公司的经理，一跃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村中的地位却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儿子。

　　在张先生的家乡，宗族观念强烈，清明节祭祀时，历来都是只有男丁才可以上祭文。这种观念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富人都会产生影响，对富人来说，虽然有钱，但“富而无子”或是“富而少子”，在讲究家族势力的农村依然是人单势孤，会被看轻；而对穷人来说，有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是保证自己不被欺负的重要因素。张先生家三代单传，在族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更何况他连个儿子都没有，妻子却一口气生了七个女儿。村里还有人打趣他们家是七仙女下凡，注定没有儿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先生想要个儿子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宗族观念、传宗接代思想就像胎记铭刻于心，他在村中抬头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生个儿子。

　　为了生个儿子，在城里置办了别墅的张先生却把结发妻留在了农村，妻子的户口到现在也还在农村。两个女儿跟着他到了城里念书。

　　像张先生一样遭遇没有儿子烦恼的富人不在少数。表面上，这些富人接受了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拥有了财富，风光无限，骨子里他们却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盼望有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产业，来传宗接代。

　　国家计生协会与人口学会曾各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群众生育目的为“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的共达72%。这也是导致我国男女比例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媒体最近的报道，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男女性别比正常应在100∶103至100∶107之间，但中国却高达119.86∶100。

　　在记者采访的多例“超生”家庭中，张先生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社会抚养费成了谁的藩篱

　　很多人仍然记得当年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该小品被称为反映超生题材的经典之作。

　　计划生育至今，30年过去了，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愈穷愈生，愈生愈穷，如此恶性循环。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富人阶层的出现。

　　对于超生者，往往采取两种办法进行处罚，一是行政手段，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一是经济手段，要求违规者缴交“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从2002年起开始的。据有关人士介绍，在北京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由此可见，社会抚养费往往是笔不菲的数目，也因此，有人提出了质疑，社会抚养费究竟成为了谁的藩篱？

　　农村的“超生游击队”虽然没有受单位的限制，但是他们的家庭一般是交不起社会抚养费用的，也就逾越不了这个规定。

　　普通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等，一方面他们有单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生孩子的成本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

　　“超生新贵”则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交罚款、送孩子出国、提供最优越的生活环境，他们都有能力承担。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社会抚养费，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珠三角是富人聚居的地方，也是富人超生频发的地区，在这里富人要承担的超生成本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就深圳而言，以去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至六倍的社会抚养费，夫妻还要相加翻倍来计算为例，即每超生一个孩子，大约至少需征收14万元，比以前多二三万。

　　超生多个孩子，还要乘以超生子女数的倍数。重婚生育的是计算基数的六至九倍；高收入者除缴前面所说的社会抚养费以外，还要对其超过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部分按一至两倍征收。

　　据记者了解，这些社会抚养费在深圳新判的一个超生案子里被征收了78万人民币。

　　这些并不是全部。自从深圳村委会改成居委会，完成城市化之后，就全部变成城市户口，按规定都只能生一胎，一旦超生，不但被征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从超生的孩子入户起，连续13年，夫妻双方都要被取消集体的分红。按照大概分红每人每年1万多计算，超生的夫妻大概在分红这一块还要损失30万左右。

　　粗略的计算下来，在深圳超生大概要付出近百万元的成本。

　　“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愿意超生。因为重男轻女观念真的是根深蒂固。”据了解，即使花巨资，不少富裕的人还是会选择超生。

【作者: 杂闻收藏家】【访问统计:】【2005年11月20日 星期日 16:28】【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