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闻博客

　　1965年，蒋介石曾委托已经回国的李宗仁与中共谈判两岸统一事宜，并商谈了双方的条件，但由于文革的开始，原本极可能成功的统一谈判无果而终。现在，我们再次回顾这一段历史。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他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偕妻回到祖国大陆。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李宗仁一行。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谈了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11月5日中午，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铭记着程潜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所作的贡献，他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国民党元老，他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深受中国共产党人和所有爱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时，作为老国民党人，他在纪念文章中由衷地写道：“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次，故人重逢，感慨万端。他在欢迎李宗仁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深情地说：“再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仅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远远超过了。应该说，宗仁先生所选择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愿望的，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宗仁先生这一抉择，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我认为，我们当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辈人，遵守中山遗教，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丢掉包袱，从头学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合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为时代所摈弃。今天，我们借欢迎宗仁先生回国的机会，寄语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以祖国为重，以晚节为重，从速醒悟，毅然归来，到那时，我愿望再度举行宴会，像今天设宴宗仁先生一样来欢迎他们！”

    人们万万想不到深感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日益悬殊，惊叹“反攻大陆已毫无希望”的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使者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去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了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急忙直飞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1965年7月18日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响起了门铃声，他急忙开门，王济慈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济慈出来，由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再由小快艇将他们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人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位西装笔挺，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上舱门，进入实质性的交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方面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于是，曹聚仁便详细介绍了中共方面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多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使曹和蒋介石见面商谈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这样也可以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致走漏消息，为外界所洞悉。

    轮船秘密在海上行驶，终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即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台中日月潭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起先并不急于和曹聚仁谈话，而是让他观赏秀丽的日月潭风景，尽兴游览。

    到了第三天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句，道出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蒋经国对曹聚仁说：“今后还要仰仗。”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了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一事就此又搁浅了！（来源：杂闻铺）

　　历史有什么用处？这个轻佻的责难常常令号称智慧的历史学家感到气恼，因为回答这个责难并不容易。二战期间，法国史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投身于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在用枪拯救祖国的自由的间隙，写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为历史学辩护》，不知道是不是他觉得要拯救自由首先需要拯救历史学。不管怎么样，布洛赫的辩护并没有让历史学家们彻底摆脱这个困扰。

　　布洛赫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根源于现代历史学本身。因为现代历史学被限定为只能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抵制。有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在“客观”、“真实”的标准要求之下，排比罗列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就构造出自己的历史学。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日积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被柯林武德戏称为前培根式的历史学。

　　这种历史学注定只能生存于专业小行会之中，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历史用处何在？于是，人们开始自发地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对市民而言，男人们从曾国藩、三国中找到了争权夺利的策略和计谋，或者狠、忍之类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打气鼓劲；女人们和辛苦的白领们从孔子和庄子中寻求精神抚慰，用他们来稍稍舒缓一下残酷的职场生涯积累的紧张情绪。虽然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宗教，只有在从祖先到后代的血脉长河中，从过去到未来无穷的时间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才能让我们短暂的生命获得永生。但我们的历史书写却不再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滋养。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大饥荒期间，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与古代相比，现代史书的撰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观规律。为了保证在探求这个规律时，史家是客观和科学的，“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德性和作为，如勇敢、荣誉、智能、节制等。而且，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得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们得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讲“理”的。正是在他们的撰述中我们懂得了古老的习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也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实情。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何为经世？习礼而已。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

　　顺便说一句，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心。

　　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我们的宗教。而今天，史家再也没有这样的史识，我们的宗教将何以延续？（文：高超群 来源：书情碟报)

　　9个月大的婴儿究竟是被野狗吞食，还是死于疯狂母亲的剪刀之下？尸骨无存的阿扎莉亚无法作证，她只留下一件撕碎的上衣和上面的斑斑血迹。

　　然后表演开始。陪审团、律师、媒体和市井闲人们夸夸其谈，而其中最庄严肃穆的脸蛋们，来自一个特殊的群体——法医。法庭成了他们展示口舌之能的地盘，从英国远道来到澳大利亚的法医大名鼎鼎，口才出众。他和他的助手们三下五除二就让大多数人相信，这只是一起产后抑郁症患者对骨肉实施的血腥谋杀。

　　当然，他们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作为控方证人，法医们运用科学套路，不但成功从一件上衣里推断出剪刀的形状和谋杀的细节，更从“凶手”的汽车里，找到了属于婴儿的血迹———虽然不久后，这些血迹就被证明只是用于清洗汽车的喷剂而已。

　　《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一书的作者科林·埃文斯不惜笔墨，描绘了这些不可一世的法医学家目空一切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控诉，以及人们对他们狂热的崇拜。然后笔锋一转，让我们看到，这些“科学”的信奉者，是如何用傲慢和狂妄来迫害无辜者，使他们蒙冤。

　　想必你还记得“科学”这个光辉的名词曾受过的追捧。这样你就不难理解，过去只靠着空口无凭的证人断案几千年的法庭上，突然出现奉科学之名作证的“法医”时，人们的崇拜之情。这种崇拜曾经在英国大法医斯皮尔斯伯里身上达到巅峰：这名戴着金边眼镜，目光坚定的病理学家，令所有被告闻风丧胆。陪审团对他的每一个字都当成真理，他一出现在法庭上，记者们就开始削尖铅笔拭目以待，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面如死灰，生无所望。

　　他作证时，更像是在演讲，精彩的发言往往使法庭上鸦雀无声，旁听者如痴如醉。当然，等人们发现许多通过他的精彩演讲而判断的官司原来是误判时，这位能人已经长眠地下。那些受他帮助而逃脱惩罚的杀人犯，则最终一个个被证明有罪，或者再犯血案。

　　尸体从不说谎，法医则不一样。尽管没人能否认法医学为侦破案件带来的巨大利益，科林·埃文斯还是力图让人们见识到，这个古老行当里以科学和真理之名做下的龌龊勾当。

　　最可怕的偏见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信奉科学的人们常常忘记，从事理性事业的，都是感性的人，无法摆脱人类本能带来的弱点：自负、偏执、贪婪。对许多法医学专家来说，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寸步不让，不管对立的证据多么令人信服。

　　而公众往往被科学的光环唬住，他们着迷于一堆光怪陆离的科学名词，尽管他们一窍不通。利用这种盲信，许多法医成功地用口才和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法庭颠倒黑白。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枪杀母亲的少年被无罪释放，吃人的恶魔一度逃脱法网，而杀死全家的辛普森先生居然堂皇地坐在电视台谈论自己的清白。

　　替罪大恶极的罪犯逃脱法律惩罚，是法医们的拿手好戏。这里面，有的是因为过度的自负，有的则只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赚一笔钞票——看吧，在最神圣的地方，也有最肮脏的交易。

　　你会发现，成为一名法医曾经并不难，那不需要你有医学学位，也不需要你经验丰富，而只需要你有一张好嘴，和一本医学科普读物。以至于《证据》一书的作者揶揄道，法医们不是靠学识和严谨作风，而是靠推销能力获得成功。

　　无数被人们奉为神明的大人物，最后都被证明是口若悬河的骗子和造假者。而那些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失败者——很讽刺，他们往往是严谨而有道德的医生和学者——则往往木讷而呆滞，只会用干巴巴的语言来表达事实。天晓得，动听的谎话远比木讷的真理受人欢迎。

　　陌生的科学术语、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试管，再加上一片人体碎片，甚至一滴血。这一切为法医们笼上一种庄严肃穆的光环。而各色人等出现在这个舞台，俯在死者身上忙碌或上演诡计，并且左右人们的判断。

　　而对科学的信奉带来的是另一种危险，人们忘记了，最伟大的学者也会犯错误。而在法庭上，这样一次错误，往往意味着枉断是非。

　　历史泥沙俱下，法医学家们守着尸体世代争论不休，好在，时间流逝，所有的名声都是速朽的，而真相往往在多年后跃出水面。

　　“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句话是负责校对日文版《拉贝日记》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发自良知的心声。

　　本来，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已是一件举世公认、铁证如山的事实。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依据大量证据(包括当年受害者的控诉证词、慈善团体的埋尸纪录、侵华日军为了炫耀其“武功和战绩”而自行拍摄的照片和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等等)分别对这一罪行负主要责任的日军头目松井石根和谷寿夫以及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人向井敏明(杀106人)、野田岩(杀105人)和田中军吉(杀300多人)判以极刑。战时在宁沪一带的外籍人士也对日军暴行作了详细的报道，但是，长期以来，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却矢口否认，硬说两次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英美在二战时是中国的盟国，所以英美记者偏袒中国，报道不可信，云云。他们甚至公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即使有的日本老兵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受到良心谴责，公布自己参与屠杀的情况，结果就遭受迫害。右翼分子还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蒙敝后人。事实上，今天有许多日本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

　　现在，《拉贝日记》出版了。由于拉贝身分的特殊性，由于此书所附有的大量文件、资料(包括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关于日军暴行写给德国外交部的内部报告)的权威性，日本右翼分子已无法抵赖。正因此，横山宏章教授，才发出上述的呼声。

　　拉贝(John H.D.Rabe)，是二战期间日本盟国——德国的公民，在中国居住近三十年，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而且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面侵华，十一月侵占上海并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面积约为386平方公里)，推选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意图是使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场所，并分别设立了二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各难民收容所经常收容五至七万人。委员会成立后，南京沦陷前，曾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中方完全承认，撤除了安全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把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八万元款项以及四百五十名警察交给委员会以应付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紧急应用。日方虽不承认安全区，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但是，连这一许诺也被日军进城后的暴行破坏了。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合作，为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安置住宿，提供食品、燃料、医药救护以及物资运输等费尽心机，因日本人时常扣压、阻挠，又大大增加了难度。他们在当时极其危险的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为了对日本提出抗议，他们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当然，被日方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继续调查，连连给日方写抗议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及其续篇《事态报告》，先后共十多篇，编号由一至四百二十六。有的一个编号内就列举日军多项暴行，如编号为六十三的内容包括：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奸十七名妇女，其中二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此外，在拉贝的日记和给日方的信中还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如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拉贝写道：“昨天有一千多名妇女因遭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同一信中对所附相片的说明词中，拉贝写道：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

　　由于这些抗议信都是写给日方，作为暴行例证，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所以拉贝他们十分慎重，其中许多暴行是他们亲见亲历的。拉贝等还与有的被害者亲自谈过话，因此，拉贝他们才敢于在抗议信中反复声明，这些日军暴行“均是已经仔细核对过的”,“根据编号，可以对每个事件随时进行审核的。”尽管日方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但他们对拉贝的指控却不敢否认。因为这些暴行天天都在周围发生，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被害平民的尸体，到处是受凌辱的妇女的哭喊呼号，到处是被焚烧的民房火光冲天，有目共睹，日方无法抵赖。

　　《拉贝日记》一书中，除日记、抗议信外，还包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的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其中很多是内部文件，当时并无宣传意图，这次才第一次公布，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史料和证据的价值，其中有几件是德国人写的，尤其值得注意：

　　一)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题为《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在报告中，罗森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罗森向上级坦陈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变化过程：南京的外国人本来指望，“随着日军的到来，和平和繁荣也随之恢复”，“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但实际却相反，日军的暴行使南京的外国人大为震惊。罗森说：“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的强奸事件。”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共同参与。”

　　二)另一份题为《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长篇报告是另一个德国人、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工程师克勒格尔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写的。报告中列举了日军的大量暴行：抢掠难民的粮食、棉被、衣物、手表、手镯等等，被抢的人“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戮刺……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日本士兵“挨个儿撬店砸铺，抢劫店内的东西。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然后还要把房子付诸一炬……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截至今天，全城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在几天中估计有五千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大部分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克勒格尔有一天“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南京沦陷前，一部分中国军人因来不及撤退，有的进入难民区，但他们都已放下武器，按照国际公约，这些人不应被杀害，但日军却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借口，进行大屠杀。日军以欺骗的手段，进入难民区扬言，以前当过兵的，如果主动站出来，就可免去一死，否则查出，一律处决。有的人信以为真，站了出来，却被残酷处死了。拉贝他们指出，所谓搜捕中国士兵只是一个幌子，被日军指为军人而被屠杀的，绝大部分是平民。克勒格尔在报告中说：有四十三名电厂工人被枪杀了。他还告诉拉贝，在汉西门“大门旁边一条干涸的沟里躺着约三百具尸体，都是被机枪枪杀或处死的平民”。另一个德国人和记洋行的施佩林在写给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说：有五十名躲在和记洋行避难的工人被日军枪杀。他又看见在云南路有三十名平民被杀害后，扔进水塘里。

　　以上就是日本二战时的盟国——德国的大使馆官员和几个德国公民对日军暴行的目击实录。

　　拉贝等常用“罄竹难书”、“不胜枚举”一类的词来形容日军的暴行。在他们写给日方的抗议信中，一再说明：这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清单是不完整的。确实，由于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拉贝他们所列举的只能是他们少数人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难民收容所内及其附近所目睹和经历的事件。而日军在南京广大城乡各地进行的大屠杀，以及各慈善团体埋尸的全面情况，他们就看不到，也没有条件进行观察和纪录了。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害我同胞达三十万人以上，留下的几十万具尸体是最有力的证据。据记载，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共掩埋十八万五千具尸体；盛世征等私人共掩埋三万五千具尸体；伪政权共掩埋六千余具尸体。日军为掩盖暴行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布署，将大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入长江。据当时任日军少佐的战俘太田寿男供认，他和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八百士兵、十辆汽车和三十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他们二人带领处理的尸体共约十万具，另估计其他部队投江的尸体约有五万具。

　　在大量事实面前，当时少数日本官员不得不承认暴行的存在。一个日军少佐和拉贝在一起，目睹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后，向拉贝坦陈自己的心态说，他原本是不承认日军有暴行的，但此次目睹这些罪行以后，他相信拉贝他们在抗议信中写的暴行是事实，没有夸大其词。拉贝接触到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感到他们中有人长时间以来对日军的做法感到羞耻”，但他们作的不是设法阻止，而是千方百计遮掩。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外国代表打算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以后，城里便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忙碌着要把在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在此之前，日方千方百计拖延阻挡外国代表进入南京，“因为怕被进城的官方人员亲眼目睹他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另一种遮掩的方法是对将要离开南京的外国人进行威胁。拉贝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奉令经上海调回德国。为此事他去日本大使馆和使馆官员福井商谈办手续。福井一再对他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就要激怒日本军方!”拉贝意识到，这些话，不仅是讲给他个人听的，“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伙伴们听的。”

　　日本的另一个手法就是在报纸上造谣欺骗公众。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气氛”,“日军给南京居民发面包和糕点，给伤病者治疗，南京居民非常感激，在太阳旗下高呼万岁”云云，《拉贝日记》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拉贝在一月二十二的日记中评述说：这篇文章“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通过报纸造谣还不够，还由外交官出面抵赖。日驻伦敦大使吉田茂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时，对欧洲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表示遗憾，他说：“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不相符……无论您到哪里去调查，您都提不出我们的军队有这类行为的证据……”《拉贝日记》也收录了吉田茂的这篇谈话，拉贝在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驳斥吉田茂说：“这里二十五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约翰·拉贝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九○八年来到中国，在此后的三十年中，除了中间一次短暂中断外，他一直在中国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他必须得到德国政府和一九三三年起执政的国社党(纳粹)的批准，为此他参加了国社党。二战后，盟国肃清纳粹法庭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行径，并且考虑到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人道主义行为，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

　　拉贝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调离开南京，四月十三日抵达德国慕尼黑。他在德国多次作报告和放映影片，揭露日军的暴行。不久，即被逮捕。他的日记和影片被扣留，后交还日记，影片仍被没收。从此他和全家人受到迫害，被关进集中营，受酷刑，直到一九四五年纳粹投降才获释放。战后他们一家人生活曾十分困难。一九四八年南京人民获悉他的情况后，纷纷捐钱捐物寄给他，以表达对他昔日义举的感激之情。一九五○年一月这位可敬的德国人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一九九六年，他的墓碑迁到南京，供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拉贝日记》。此书的德、中、英、日文版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研究和认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和史料。(凌英)